史》的那幫文官，骨子裡和奮起反抗的明軍將領不一樣，他們對蒙元是親近的。在明朝討伐元軍的過程中，有大量漢人只尊元朝為正統，拒不承認明朝合法性。

如元朝戶部尚書張昶，被太祖皇帝軟禁之後就接受了明朝官職，可此人卻身在曹營心在漢，一直與元朝暗中勾結，後來事情敗露，太祖皇帝派人審問，張昶竟然不慌不忙的寫了八個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又如被朱元璋稱為“奇男子”的蒙元大將王保保，他帳下也有個名叫蔡子英的漢族官僚，此人對元朝忠心耿耿。蔡子英被明軍抓獲，然而卻誓死不降明朝，也不向朱元璋下跪，反而日夜大哭，思念元朝舊主。

便是如李善長、劉基、宋濂等開國文臣，對蒙元也都是持肯定而非否定。整個朝廷的文臣集團都是這個態度，太祖皇帝又能如何。只有承認了元朝的正統地位，明初那一大批曾經出仕元朝的官員才能洗清從前汙點，極度阿諛蒙元的儒家才能繼續在明朝售賣他們的思想，繼續過著人上人的好日子。

廖瑞祥認為蒙元對漢人百姓極其殘忍，但對漢人的讀書人卻極其優容寬待，這也是導致為何元末有那麼多漢人讀書人誓死為元朝效力的原因。這一點，和滿清入關之初極其相象，正因為清軍入關之初全盤收納明朝的官員，承認明朝計程車紳地位，這才迅速佔領大半個中國。甚至於，順治五年以後對南方明軍的征討，完全是由這些投降的漢族士紳在主持。

所以，廖瑞祥在痛定思痛之後，深刻意識到甲申之後為何天下迅速淪陷於滿州異族之手，完全是因為元初對蒙元的不正確認識導致。

如果明初堅定的對蒙元清算，就絕不會有今日之局面。承認元朝，就是承認異族對中國有合法佔領，就是承認那些為蒙元效力的漢族官僚不是漢奸，同時也是承認明興元亡是正常的改朝換代。那麼，儒家思想薰陶的漢族讀書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再次接受另一個異族入侵，從而在心理上得到安定，理直氣壯的做漢奸。

國可亡，教不可亡，便是儒教兩千年來立身之基，立身之論。

廖瑞祥奏疏上說了很多，周士相從中看到了對於儒家思想的批判，雖然廖並沒有完全提出民族主義這一概念，但顯然，他已經摸到了門檻，但離內在還有很大差距，畢竟，廖仍是這個時代的傳統文人，並非如同周士相一般接受了民族國家觀點的後世人。

但廖瑞祥做為這個時代的傳統文人，能夠看到這一點，已然是極其難得。有明一代，可從來沒有一個人敢於置疑《元史》的正統性，敢於否定蒙元。從這方面來說，廖是第一人。

時代塑造一個人，也塑造人的思想。周士相相信，廖瑞祥敢於提出蒙元非中國論，要求重修《元史》，完全是甲申以來中國之亂對他的影響。

為什麼會出現今天的局面，為什麼那些士紳蜂湧降清，爭先剃髮？原因還不是因為明朝承認了元朝，所以清朝這個異族同樣也可以是正統王朝。

不過廖的觀點有著很大的時代侷限性，諸如將明初修元史，承認元朝為中國正統王朝完全歸咎於那些親近蒙元，或在蒙元治下享受好處的文官們，而不是太祖皇帝。

如果朱元璋不答應，憑開國之君和他那雷厲風行的手段，周士相不以為宋濂等主修《元史》的官員敢承認元朝，這件事，歸根結底還是權謀手段的體現，或者說是儒家思想的一種體現。

這種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駝鳥思想，沒有辦法反抗，就把頭埋起來，裝作什麼都沒有聽到，沒有看到。只要這個外來者承認儒教，繼續尊孔，那萬千儒教的讀書人就當它是自己人。

等到了滿清入關，這個思想便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也許，朱元璋自己也沒有認識到官方修元史，祭祀忽必烈等蒙古人會有怎樣的遺毒，他也許是單純的想用這個手段拉攏北方計程車紳，也可能是真的認為自己順應天命，也可能他真的是被那萬千讀書人迷惑住了。這就是時代的缺陷，身處儒家思想“繁盛”的時代，哪怕是開國之君都不能從儒家影響中掙脫出來，反而要拉攏、重用儒教。

朱元璋，再雄武大略，也是封建統治者。

他給各國的詔書，給臣民的詔書都稱蒙元是胡人，異族，很可能是秉性而為，照心裡想法直說。但官方卻承認蒙元，修《元史》，在周士相看來，卻更多的是這位草根皇帝沒有將修史當作一回事。《元史》331天修成，恐怕也正是這位開國皇帝內心真實想法的寫照。然而他不當一回事，儒教卻當一回事，那些誰強奉誰計程車紳地主們當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