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黎明,劉文秀指揮大軍攻城,兵馬蔽山而下,炮聲震天,南自江岸,北至沙溝子,橫列十五里,前列戰象,次用火炮、鳥銃、挨牌、扁刀、弓箭、長槍,層疊裡許,蜂擁攻城。
辰時,吳三桂率部開門出城,直攻張先璧軍。張部抵敵不住,紛紛逃竄,敗兵把王復臣等部的軍隊衝得亂成一團。清軍趁勢鼓勇奮擊,明軍陣勢已亂,立腳不住,這天中午即已全面崩潰。撤退時由於浮橋被砍斷,致使大批將士無法過江,被清軍追殺或落水而死。明滅虜將軍王復臣、總兵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等先後被清軍擒殺,損失士卒大半、戰象三隻、馬騾二千三百餘匹,劉文秀的撫南王金印也被清軍繳獲。
吳三桂於險勝之餘,曾對左右嘆息道:“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
劉文秀率領殘兵敗卒返回貴州,孫可望深為不滿,下令解除他的兵權,發回昆明閒住;張先璧則被亂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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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戰役期間。因為雙方誰也吃不下誰,明清雙方在湖南戰場上長期處於相持局面,在這段時間內。孫可望率部牢牢扼守著辰州、沅州、武岡一線,清軍則守著常德、長沙、寶慶地區。順治九年屯齊率領由尼堪帶往湖南的滿州八旗兵餘部回京休整。此舉讓剛剛到任的五省經略洪承疇叫苦不已,憂心忡忡地向清廷連上數份奏報,要求清廷給他增兵,否則湖廣局面不得改觀。
洪承疇叫苦自有原因,順治用他是為了執行當年多爾袞定下的“以漢制漢”之策,以避免滿州八旗在南方戰場損失過重,因此洪承疇一到武昌,順治便急令在湖南的滿州八旗兵由屯齊率領全部撤回北京。湖廣戰事完全由漢軍旗和綠營負責。然而,洪承疇指定調集到湖南的兵馬只有一萬多人,加上原駐湖廣、廣西、四川的綠營兵也絕對難以同孫可望、李定國等指揮的南明軍隊相匹敵,實際可戰兵員只不到兩萬。依為主心骨的滿州兵一撤,漢軍和綠營更是惶恐,面對當面的孫可望指揮的數萬南明軍隊皆生懼意,不敢輕易生釁,若非孫可望此時也無力再在湖南發動攻勢,湖南很可能因為屯齊部滿州兵的撤離而盡落明軍之手無敵藥尊。
洪承疇知道僅僅憑藉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對付孫可望直接指揮的湘西、貴州明軍和夔東十三家軍隊不僅不能克敵致勝,連守住湖北彝陵、荊州。湖南常德、長沙、寶慶一線都毫無把握。至於他經略範圍內的廣西大部分地區仍為南明大將李定國所控制,就更是力不從心。
再者湖南久經戰亂之後,地方殘破。所謂大敵在前,小寇在野。滿兵絡繹,加送迎之煩。而招徠一二難民亦復鼠竄。百姓不來,有司欲去。洪承疇駐節的長沙城更是滿城極目蕭條,寶慶城內城外無民無房,並蔬菜買賣俱無。
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洪承疇一面竭蹶從事,努力組織綠營等漢兵固守地方,一面請求朝廷另遣滿軍助戰。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繼茂迅速移鎮廣西梧州,實際意圖是把攻取廣西、牽制李定國部明軍的責任推給廣東的兩位漢人藩王。
清廷收到洪承疇的奏疏以後。沒有下旨讓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但也知道單靠洪承疇節制的漢族兵馬難以同明軍一競高低。於是順治十年十二月,順治任命固山額真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藍拜、濟席哈等帶領滿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鎮守。陳泰被任命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後卻沒有統兵南下,而是等到屯齊部返回北京後才南下,時間一下就過去一年多。
順治十二年四月,陳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額真濟席哈和藍拜的軍隊才進入湖南,他本人帶領的軍隊行至湖北監利縣境因江水氾濫,河堤沖決,無法前進,直到病死軍中也未能到達湖南。
固山額真濟席哈和藍拜統領的八旗兵到達湖南後,孫可望自知斬將搴旗非己所長,決定重新起用因保寧戰役被削去兵權的撫南王劉文秀。可是,劉文秀自從保寧戰敗被剝奪兵權後日趨消極,他廢居昆明時甚至想進山學道。孫可望幾次召他至湖南都不至,最後在孫可望的堅持下劉文秀才出任“大招討”一職,永曆九年(偽順治十二年)春,劉文秀才率領大將盧名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隻,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征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於湖南辰州,計劃先攻佔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後收復長沙、衡陽、嶽州,得手後再北攻武昌。
按照劉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採取水陸並進的方針。劉文秀派盧名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明軍出發之時正值漲水季節,盧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