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只有一種辦法可以徹底解決立交橋堵車問題——他畫了一個類似中國老百姓夏天用的蚊香形狀的模型，路面呈陀螺狀盤旋而上，在任何需要的方向都有出口，絕不會有紅綠燈，絕不會有錯車的可能。問題在於，這個立交橋的長度實在太漫長了，從路東到路西直線距離不過一百米，但這種盤香式立交橋將走上二千米以上……費油不說了，而且上去橋面後絕對暈菜，舉例：如你買了傢俱要從鑼鍋巷到陳麻婆吃飯，很有可能繞到餓休克也只到達歐典傢俱門口，或者沒發現出口，一腳油門一去已經開到了駟馬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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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悶有多悶（1）

晉代有個詩人叫王徽之，那天他突然心血來潮，說：“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戴逵。”他離戴逵家的距離大概有幾百裡，那時候又沒有高速路可走，所以他花了七八天才到達。據不完全統計，路上吟詩一百六十四首，捻斷鬍鬚七十二根。詩人通常是神經質的，雅士通常是有怪癖的。當王徽之到達老朋友門前時，他突然對書童說：“回去。”書童不解：“已至此，何以回去？”王徽之說：“我思念老友，如今已盡興，何必親見一面，可以盡興而返了！”成語“盡興而返”從此而得。

這是一個非常古怪的故事，但是一直以來被那些自恃高雅的人們當成格調之典。我讀大學那會兒，老師就用什麼“見是緣，不見亦是緣”，什麼“高山流水，後會有期”來陶冶我們的情操，而我在文學鑑賞課的隨課考試卷子上這樣答題：“丫要麼腦子進水，要麼尿急，駕一屁遁跑路了。”結果當然很悲慘，我不僅得了零分，而且氣得前列腺炎復發的老教授告到系主任那裡，說我境界低下，難為人師（我讀的是師範大學）。

我得承認，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被這個問題所折磨，不僅是因為我給系辦公室寫的那一疊檢查，而且因為我不明白人類究竟應該保持什麼樣的居住關係。“同居一城，老死不相往來”是一種居住悲哀，而天天串門訪友又太累了，人類就像豪豬，近了會扎得肉痛，遠了會很寒冷。人類註定是一種群居動物，孤獨是我們精神世界最大的敵人，所以城市才會產生，所以無數的小區、社群才會被建設。前兩天有個房地產老闆找我出主意，他宣稱他將建造一種真正高尚的別墅群，“幽靜！間距大！你根本看不到鄰居家，就算在家裡開PARTY也沒有人找小區保安投訴你”。我看著他說：“那就算家裡發生兇殺案也沒有人知道，直到變成木乃伊。”

上海有個單價超過四萬元的地產專案，口號就是“旁若無人”！它牛逼的地方是，如果你在自家任何一個角度不小心看到了鄰居家的一抹影子，房產商會馬上在那個角落種上幾棵價逾十萬元的參天古樹擋住。我有個做IT業做得精神崩潰的朋友準備在那裡置業，他兩眼放光地說：“這才真正像個人一樣生活啊。”人如果沒有鄰里做伴、沒有隔壁突然發出的少許代表人氣的噪音、沒有生活中那些雞零狗碎的煩事兒，就一定會變態。這是我的理論，特別因世青賽在荷蘭的烏德勒支生活了二十天後，我覺得這簡直是真理。

烏德勒支是荷蘭第三大城市，但估計也就北京朝陽區那麼大。在這個寧靜得嚇人的小城，每天我們一干中國記者的生活被迫很有規律——早餐，採訪，午餐，晚餐，睡覺。如果一定要描寫更多的細節，那就是沒事兒的時候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荷蘭的陽光很燦爛，我們經常呆呆地看著陽光把我們的身影拖得長長的，或者把荷蘭人高大的身影壓得短短的。荷蘭更靠近北極，加上實行了夏時制，所以白天無比之長，早上不到八點天就亮了，晚上一直到十一點天才黑盡，在這樣漫長的白晝裡生活其實很恐怖，因為你基本上無事可幹。每天我們走在這座城市的街道上就會偷偷觀看道路兩邊的民宅（荷蘭人喜歡陽光，所以很少有人家用窗簾把窗戶擋得嚴嚴實實的），發現他們要多悶有多悶，有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有在電腦前查股市行情的，有夫妻倆對坐餐桌兩側無語凝滯的；在我們每天經過的有一家更絕，那主婦每次都在拖地板，像和地板有仇似的用勁地拖！但我們沒有一次看見有人在與朋友們聚會，荷蘭人民像生活在各自的試管裡被孤獨浸泡的嬰兒。

其實我想說的是，以我這麼多年的觀察，外國人比中國人活得鬱悶多了，特別比起鬥地主、詐金花、泡空瓶子、打麻將等，每年玩法都推陳出新的成都人，他們幾乎就像住在監獄裡。荷蘭是歐洲較開放的國家，但由於教育程度和歷史原因，他們很少與朋友們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當是特別重大的事，提前兩週預約不說，見面時候那種做作勁讓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