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旋即反問：“革命還需要資格嗎？”是的，認為小D們沒有資格革命的是阿Q，認為阿Q沒有資格革命的是趙老太爺，認為趙老太爺沒有資格革命的是長毛黨人——倘若革命也要問資格、也要問出身，那就永遠不可能有革命，這真是中國革命的悲哀。實德、健力寶確實是關聯關係的禍首，國安確實也不敢說屁股上沒屎，甚至中遠、頤中、金德……但我要問樓先生的是——“即使馬克思也從沒有要求過革命者一定要是聖人，你有什麼權力要求徐明、張海們的革命性純金足赤？”這種苛求革命出身、抬高革命行列門檻的做法，是道貌岸然地變相反對革命和分化革命。

那好！既然如君所言，“因為誰的屁股上都有屎、誰都沒資格去扔第一塊石頭”，那麼中國足球就這麼混帳王八蛋下去吧，就這樣沆瀣一氣繼續通姦亂倫吧。讓我們蹶著骯髒的屁股，把屎風乾！

居心叵測啊，按照這個邏輯，武松就不是革命者，因為他街頭鬥殺西門慶就是犯了“擾亂社會治安罪”，宋江也不是革命者，因為他手刃閻婆惜就是犯了“虐待婦女罪”，陳勝吳廣也不是革命者，因為他們首先觸犯大秦律例“遑期未行”罪當立斬，甚至恩格斯、毛澤東、周恩來也不是革命者，因為他們一個是資產階級子弟、一個是富農成分出身、一個是江浙富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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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2）

“革命者往往是從舊的堡壘中出來，因更清醒地認識到舊堡壘的罪惡，才有革命的自覺性和徹底性”，如果書讀得夠多，請查一下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論斷出自哪位偉人之口！這群中國足球最初的革命者，註定不可能是記者、是球迷、是官員，而是如徐明、張海這樣的打出舊堡壘的人，因為他們的反擊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舊體制的七寸！哪怕他們並不十分乾淨。

謝謝樓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說的是，在“文革”期間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統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天生會打洞。那個年代，很多血統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剝奪革命的權利，那個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薦《往事並不如煙》並對文革痛心疾首的樓世芳先生是否記得這本書裡描寫的文革“血統論”對中國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論——

（如果中國足球的問題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決，那麼請雷鋒、焦裕祿、孔繁森或者耶穌來擔任足協主席吧！在錯誤的體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對大環境無濟於事，在正確的體制下，體制會逼迫不那麼高尚的人們來適應新形勢，打出“人格論”，其實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的“清官論”，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個‘非革命的年代’裡，革命通常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儼然一躍成為中國職業足球領域最新流行語……遺憾的是，在革命降臨之前，夜幕首先降臨了——大寶飯店門外，各傢俱樂部老總們彼此說著‘大寶啊，明年見’……”這是由於最近專攻評論的董路先生對於新聞事實把握不準造成的，這怪不得他，因為他以為俱樂部開了個務虛會議就妥協了，沒有深入第一線的他不知道的實際情況是，老總會只是鬥爭中的一個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資人”與閻世鐸之間針鋒相對地展開。

但因為徐明、羅寧們與閻世鐸有一個酒局就認為雙方耳鬢廝磨握手言歡就未免武斷，革命難道不需要請客吃飯嗎？曹操與劉備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論英雄嗎？李自成與張獻忠不是也並駕齊驅笑談“雙雄會”嗎？毛澤東與蔣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於重慶某個山頂茶居上推杯換盞嗎？用這樣世俗的標準來懷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們與閻世鐸們的碰頭性質是一種苛求，至少，這一場中國足球革命是一樁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飛短流長的衚衕鄰里糾紛——急了，拎板兒磚往閻世鐸頭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動聲色之下卻驚心動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們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對於這場革命的評論有種危險的道德化傾向，用封建的道德標準來誤讀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樓世芳先生手執“血統論”外，還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論”，和敵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敵人握手擁抱就意味著妥協投誠？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個難得的正直評論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貫》裡那個“過於直”的縣官境界，就會出現狹隘、簡單的傾向。

董路認為，中國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體制”的革命，中國足球的禍根是出現在具體的“人”身上，任何一種先進的體制下如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