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的困惑不在“昨天”，也不“今天”，而在於“明天”。如果這世界上真有“讓歷史告訴未來”，那麼“昨天”已經用空洞的口號告訴了一個生冷陰晦的“今天”——“今天”也勢必不能再用什麼動人口號來讓我們去希望“明天”。

作為一名記者是不能擅自用特權去評價歷史人物的，我能做的只是從觀察和記錄到的材料梳理人物的命運。閻世鐸正好在我的視野和工作範圍之中，我認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與中國足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關係甚大，在“長官意志”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決策、運轉的一部通用驅動器的背景下，他從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將成為這次“國奧兵敗”的一個審視物件。

一切都像1999年底我們審視王俊生先生那樣。

閻世鐸先生到底做了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公務員，他按時打卡上下班，按期進行考核，按量進行政治學習；作為一個公民，他遵紀守法，遵守交通規則，按額上繳個人所得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熟讀名人傳記，稔熟名言警句甚至鄉土俚語，甚至莎士比亞的著名詩句；但作為一箇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他並沒有讓我們肅然起敬以至脫帽以禮的東西，在包括我在內的10餘名主採足協機關新聞的記者們的記憶之中，除了那黃鐘大呂式爽朗的笑聲，溫暖而有力的握手，和翻陳出新的格言，他很縹緲，像飄浮在足協辦公通道里隨時可以不見的一個影子。

4年了，閻世鐸先生製造了一個“中超”概念，順便瓜分了一次“世界盃出線”——但分析這兩個成果的產生，必須首先要得知他上任之時繼承了前任哪些遺產？王俊生從“丙三號”遁去之時留下了一個職業甲A聯賽，留下了一個寶貝米盧，但我們不幸地知道：“中超”即“甲A”的花樣名稱；“世界盃出線”也是龍哥的胖手和米盧的妖氣的合作。

閻世鐸除此之外：NOTHING啊！

這個最簡單的梳理讓我們得出一個判斷：閻世鐸站在王俊生的“昨天”奮力疾奔，4年後，卻發現自己不僅沒有得到光榮的明天，而且落得個慘淡經營的“今天”。

霍金在《時間簡史》裡表達：時間是有邏輯的。從邏輯上，沒有好的昨天，怎會有好的今天；但明天？換個老百姓選舉小區居委會幹部的思路：當你連去年的滅鼠指標都沒有完成，怎麼會給你明年的機會？

當一個足協主席的任務如此簡單：只要你給我們一個好的聯賽，只要你給我們選個好的教練，只要你在談“昨天、今天、明天”時不讓我們覺得你是趙大叔、宋丹丹演小品。

“只惟上，不惟實”，一個足協中層幹部昨晚這樣評價我們的“掌門人”，關於這4年來中國足球的實質政績多寡已毋庸贅述（請翻開各類報紙合訂本）——我只是覺得，4年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了，它是中國足球的一小步，卻是這一屆中國足協班子的一大步，“十年生死兩茫茫”，而這4年，卻讓我們“塵滿面，鬢如霜”了。

導致我這樣一個足記如此衝動的原因很簡單，前晚，當我看到5萬中國球迷站在鞭子般抽打的大雨中欲哭無淚時，當我看到武漢學子呼號著大書“哀莫大於心死”時——我決心借用閻世鐸先生教會我們的一句莎士比亞詩句反送給他：

“當愛情的小船被風浪打翻時，請讓我們友好地說聲再見。”

拜拜了吧閻掌門——因為你無法給我們明天。

生於八十年代

無論《新週刊》還是《城市畫報》都對以下劃分都無比尷尬——生於八十年代，這樣一個改革開放之初迸裂而出的“嬰兒潮”，是我們時代巨大的不安的問號。

美國人把他們的人群劃分為“迷惘一代”、“垮掉一代”、“嬉皮一代”；在中國，如果生於六十年代是“責任的一代”，生於70年代是“自我的一代”，　那麼生於80年代則是“物質的一代”——想控制物質，反被物質控制。

兵敗。沈祥福嘶啞著嗓子對在麻木中走向死亡的國奧隊員吼叫：“你們讓我感到寒心，索取、索取，你們能不能先奉獻再索取？人——是必須要將榮譽放在第一位的……”但那一刻，我感到他如此乏力，一個生於1957年的老男人已經沒有能力控制在中國人口普查中佔有9000萬數量的族落，一個月花銷絕不超過三百元人民幣的土老帽已經沒有辦法制止弟子為了6000元而在賽前鬧出“球靴廣告”風波。

“還有9分鐘，他們就呆呆站在原地看著對手反擊，等著對手把我們淘汰，如果是容志行一定能打進三球，如果是范志毅進不了球也要踢對手兩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