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三升。

蔣毛子出獄後已是1975年，看上去還是一條漢子，他對社群（對不起，當時沒有這麼時髦的叫法）最大的貢獻就是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好像是9英寸的。雖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時間我們都是在看雪花點並且在電視機側後方必須有颱風扇一直為它降溫，但這已經足以形成蔣毛子高大的形象了，比他手執砍刀面對數百名對手發飆的江湖傳說形象還要高大。

那是多麼美好的一個年代，我們為街區擁有這樣一臺神奇的匣子興奮得輾轉反側，生活為此發生了重大變化！每天傍晚，整條街的人似乎都要湧來鍾家大院看電視（事實上從下午四五點開始院子裡就會有小孩預先擺好板凳以佔據有利位置）。需要交待的是，蔣毛子的電視在播放時是不放在家裡的，而是擺在院子靠北頭最中央的，以至於每當我們凝視電視畫面時，上面隱隱浮現蔣毛子那張帥氣的臉，以至於出門在外不要提“鍾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說一聲“放電視那家院子的”，立馬就會被人側目三分。

那段時間，院子裡的群居狀態異常和睦，家長裡短的是非也不復存在，我們為能看到天安門、能看到《新聞簡報》、能看到阿爾巴尼亞的故事片而覺得社會主義就是好。我清楚地記得，趙忠祥那時還很年輕，並不是每天都露臉，而播放毛主席去世時，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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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個破舊混雜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個縮影，“鍾家大院”或“紅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狀態——雖然地震能給人們帶來恐慌與喧囂，但塑膠布加竹子搭成的“鴨兒棚棚”成為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就在梧桐樹下，當春天回來，小燕子依然飛回到我們被煙熏火燎過的屋簷下。

蔣毛子後來死了，死於肺病，據說是獄中留下的病根。雖然蔣毛子在80年代初因承包安裝東西幹道（蜀都大道）的路燈而大發了一筆，但並不見他有多少財產留下。他死後留有一子，名叫蔣波，據說現為成都“的哥”中的一員，整日為交規費而忙碌奔波。

不知蔣波是否還記得——打金街，居住1975的美好年代，時間像水泥一樣被凝固，我們曾一起拍過紙菸盒。

軍區大院（1）

只有真正的成都人，才會對“校場壩”有著光輝而神秘的記憶碎片，“校場壩”就是軍區大院，在那個軍歌嘹亮的年代，它代表著身份、信仰和可保障的經濟條件。那時候不講究遞名片，但只要你在寒暄中不經意透露出“校場壩，軍區大院出來的〃，立刻會迎來肅然起敬，因為你比一般人離毛主席更近。

從廣義而言，“校場壩”分佈在成都的東西南北，分別被老百姓沿用歷史的稱謂，叫做〃東較場〃、〃西較場〃、〃南較場〃、〃北較場〃；在我的記憶中，地位最崇高的就是〃北較場〃，它裝點了我們煩躁不安的青春時代。作為一個父親曾為我軍下級軍官的兒子；我像真正的小屁孩在父親為師級和軍級的胡斌、王兵蛋的帶領之下，短暫經歷了這樣一個時代。

“蘇聯人〃和我們關係還融洽時幫著蓋了幾幢樓，和蘇式建築一樣，高大而笨重，遠遠望去，像趴了幾頭北極熊；和蘇聯人相掰了以後，中國人自己建了更多的房子，模仿痕跡嚴重且不結實，天長日久則有些殘破。

這樣的殘破給我們很多樂趣。王兵蛋的爺爺是副司令員，這使他很自然地成為一群中下層軍官子弟的〃一哥〃。他人小，但膽子很大，〃北較場〃的公共澡堂後面是一段圍牆，趴在圍牆上可以透過殘破的樓牆看到澡堂裡依稀的光景，但並不真切，只可見霧氣中有豐乳肥臀搖來晃去。那是一群正處在或馬上處在青春期孩子的口千舌燥的時光，直到馬三有一天在看到一幅很具體、很有衝擊力的影象後忍不住熱血上湧，呻吟一聲〃我的媽也〃，窟窿才很快被毛巾擋住，並且第二天便用水泥仔細補好。

後來大家都不帶馬三玩兒了，他為此無比羞愧，曾拿巧克力賄賂我們，但未遂。

“北較場〃佔地廣大，從文殊院到通錦橋，從燈籠街到北護城河，是成都的城中之城，從建築學的意義而言，它只是一堆水泥和磚頭的簡單組合體，從社會學的意義而言它就是老百姓的居住圖騰——每天從早到晚，輪子上塗了白漆的吉普車和尾巴上飄揚著警備區旗幟的摩托車吞吞吐吐，間或有女兵神氣地坐在上面，面板白白的，不苟言笑，像威嚴的仙女。

凌晨6點鐘，嘹亮的起床號準時響起，然後就會聽到密集的腳步向大操場湧去。大操場坐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