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葉利欽沒能讓他們有更多的麵包和黃油,為了以示慶祝,人民拿出積蓄買了很多聖誕樹點綴上彩燈,在這個動盪貧窮的國家,滿大街的“波羅乃茨”車頂上都捆著聖誕樹回家,地鐵站裡很多喝醉的人高喊著新領袖普京的名字,普希金廣場上搞了隆重的聖誕活動——但一看就知道缺錢,因為桌上的火雞很小很小,像只麻雀。
我住的“青年公寓”也搞了活動,每人發了一杯伏特加酒,來自烏克蘭的大娘說了一串聽不懂的祝賀詞後,場面就亂了,很多人開始搶酒喝,很多人喝了就痛哭流涕,房東送了我一頂帽子,我當時感謝了他,但一個星期之後當我離開時才知道這暗中已被收費了10美金。
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學發生大火,燒死很多學生。
在一個貧窮的國家過聖誕,感覺不好,房東老打呼嚕,而且磨牙,隔著牆我也分分鐘聽得見,聖誕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買的,醉後以頭撞牆,用中俄兩種語言大罵他的前妻。我有點怕,一夜緊握從國內帶去的水果刀。
2000年聖誕,我在香港。那時候張國榮還沒有從文華酒店往下跳,那時候香港正開始從金融風暴中漸漸呼吸,那時候還沒有發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還敢大吃特吃火雞。
香港聖誕的氣氛很濃,這個彈丸之地的人們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像“職業動物”一樣活著,受著老闆、資本家的壓榨,心理很扭曲,所以聖誕節成為一個發洩的機會。
首先是購物,銅鑼灣的“SOGO”、“時代廣場”成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舉著信用卡把天堂變成屠場,購物是一種心態,在香港,在聖誕節的香港,購物其實不是為了買東西,而是成為對殘酷生活的一種報復。那天在“時代廣場”見著了劉嘉玲,戴著墨鏡,拎著大包小包,身後的馬仔拎著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這樣瘋狂的購物大潮裡,沒人會理會一個明星,何況她當時還沒有出演讓人很過癮的《無間道》。不久,《東周刊》就爆出劉嘉玲那起受虐裸照事件。
聖誕真美好,香港好殘酷。
我們住的酒店在平民區,酒店有個教堂,附近的人們那天都來唱詩,樣子很溫馨,有趣的是,他們的唱腔中太重粵語味兒。我問一個小孩,喜歡聖誕還是喜歡春節,他說:“春節好老土哦……”
2002年聖誕,我在麗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棧,怎麼聽都像“冰激凌凌”。中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用龐大的人群把一幅寧靜悠遠的山水畫變得糟糕無比,這一年的聖誕,麗江已變得滿目瘡痍。有個來自北方的退休老幹部藝術團住在我們客棧裡,天天唱二人轉,老男老女眉目傳情,自以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樣子卻猙獰得嚇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棧老闆娘端來一盆絕對古老的銅火盆讓我烤手,並且送了幾個芋兒埋在炭灰裡,那是能永遠記住的溫暖,我當時正處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擇中,鐘聲響起的時候,剝開芋兒吃了一口,覺得人生變得很簡單。
自己的骨頭熬一鍋理想的靚湯(1)
人的一生其實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別是居住,要還是猴子,找棵大樹找個山洞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還沒被雷電燒成熟食或被劍齒虎這樣的大型貓科動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時候被一部片子感動得淚流滿面——《聶耳》,由趙丹主演的這部片子有一個情節:被革命和愛情雙重驅動的男主角,於一個靜謐的夜中把腦袋伸出上海的某處小閣樓天窗外,拎著小提琴(那時很小資地叫它“梵阿鈴”)開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閣樓、梵阿鈴、靜謐的夜、細雨如絲、澎湃的年輕音樂家——我發誓,當時我決心擁有這樣一處小閣樓,總之它給我的感覺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著還未成功(但必將成功)的愛情與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後我才想通,上海灘那些個小閣樓非常潮溼非常容易得關節炎非常骯髒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襲擊,而且把頭伸出閣樓天窗外拉梵阿鈴不現實,革命與愛情還沒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腳水就會潑將過來。
大學報到那天我很激動,不僅因為我們那會兒考上大學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體寢室裡與眾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盡情打麻將。大學宿舍,雖然多麼“象牙”的一個稱呼。
但寢室裡良莠不齊,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機被老大扇掉門牙,後是老三另立山頭向老大叫板,然後大家在一個悶騷躁動的夏天后開始找女朋友,我們那著名的團結的健康向上的316寢室名存實亡。大三那會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