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流寓西南（2）

蕭蕭秋色，慷慨悲歌。幾十年後傾注在石璋如筆下：幾人先說“*萬歲”，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萬歲”，第三杯喊“史語所萬歲”，第四杯是“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掘團萬歲”，第六杯是“山東古蹟研究會萬歲”（因為比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蹟會萬歲”，第八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將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為，還沒有上菜呢，酒卻喝成這樣，於是有四個人——王湘、祁延霈、劉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館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過沒躺下。我們本來是住在長沙聖經學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塗、又吐，根本不知道怎麼回去。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頁。次日，劉燿、祁延霈、王湘等人告別師友，奔赴前線。

自茲分別，即杳無音信。後聽說劉燿劉燿歷盡艱辛輾轉到達延安。從此，改從母姓，化名尹達。後人多不知其原名。去了延安，而一道離開的王湘、楊廷寶等仍無訊息。李濟放心不下，四處託人打聽，還透過朱家驊去信問詢周恩來。後來朱家驊回函李濟：“關於王湘、楊廷寶二君之事，前蒙臺囑，即經致函周恩來君，頃接復雲：‘囑事曾特電探詢。現王任延安振華造紙廠長；楊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圖書館工作。渠等均願安心服務，不擬離延他往，務乞鑑諒。’等語。知注探轉。”

第二節昆明兩年

一、　趙元任出國風波

１９３８年冬李濟一家逃亡廣西經越南出入境，辦出國護照所拍的唯一的全家照。（從左到右）一排李光謨（１９２７北京—）、李權（１８６８鍾祥—１９４７南京）、二姐李鶴徵（１９２５北京——１９４０昆明）；二排保姆“小李媽”李佩蘭（１８９５北京—１９８０北京）、大姐李鳳徵（１９２４北京——１９４２李莊）、李濟（１８９６鍾祥—１９７９臺北）、李陳啟華（１８９８鍾祥—１９７５臺北）。

史語所撤離長沙，桂林暫住月餘，最後經中研院總辦事處商定遷往昆明。趙元任帶領二組（語言組）單獨行動。趙主持史語所語言組十年，調查了中國東部十二個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區的土語，採集了許多邊疆民族語言；開始在南京現代化的語音實驗室，用科學方法分析各種語言現象。成績得到國際學術界首肯。趙先生學問好，人也有情趣，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唱遍大江南北。當李濟帶著大部隊滯留桂林，還在為車船發愁時，趙元任憑著自身知名度和太太楊步偉的公關能力，已捷足先登。

史語所大部隊由桂林經安南（今越南）的諒山、河內，一路舟車勞頓，終於在１９３８年春節過後到達昆明。歷經坎坷，別後重聚，理當慶幸，殊不知又發生了一場誤會。箇中原因撲朔迷離，直到楊步偉的*《雜記趙家》問世，人們才知道，是與李濟發生矛盾，起因就為這一路的磕磕絆絆和在昆明的安置問題。

據楊步偉敘述：在昆明的安排，由趙元任的學生章某委託連襟彭陸炳工程師負責。彭預定了拓東路６６３號華洋義賑會修築滇緬公路留下的辦公室，樓上樓下共有十幾間屋子。從２月８號起，西南聯大的蔣夢麟、蔣廷黻、周培源、王慎名、張奚若、羅莘田等一幫趙元任的老友陸續入住，先到先選，後來者只好睡在樓板上。樓下和後面的小屋分別作了史語所先期到達的凌純聲、吳定良、蕭綸徽、芮逸夫、勞榦、董同龢、丁聲樹、楊時逢等人的辦公室。戰亂之中，苟且安身，總算又可以在書桌上寫點東西。趙元任又開始整理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閒時也寫合唱曲，然後指導小孩演唱，也隨眾人各處去探訪名勝古蹟。２月底傅斯年來信，史語所遷來昆明，一處住不下，要再找地點，又租下翠華街的房子。

第六章　流寓西南（3）

楊步偉寫道：三月十一日李濟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發脾氣，問研究院為什麼不搬到翠華街去住都住在我們那兒？當日就要蕭綸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們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個洋車回來了，難為情地說，李先生不要我們語言組的人去。這一組仍留在拓東路住處，丁聲樹和元任一句話沒說。在那時元任對這種事總是不響地生氣而已。……七八小時手拿一管筆一字寫不出來，終日不說一句話，我一看這種情勢不好，不要因人家對付我們一家而害全體，不如離開為兩全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