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外一兩處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吳國楨商量商量，能否多掛一輛車給這些人都帶到長沙再說，不能的話就多帶一個是一個，因在南京臨走時唐擘黃也再三託我關照他太太和小孩們的。王說不用找市長了，他現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長是趙先生的學生，我打電話問問他有沒有辦法。……車站上回話答應可以另加一節車，但是須有二十個人以上才好意思掛車。我趕快說不止二十個，一共二十七個人呢。楊步偉：《雜記趙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２—１０３頁。幾十年後，逃離南京的情景在李光謨心中還仿若昨日，他說：“記得我們全家老少三代在南京下關的長江碼頭登船啟程時，于波滾浪湧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頭城，默唸著何時才能重歸家園。”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六章　流寓西南（1）

第一節暫棲長沙

長沙，嶽麓山下湘江之濱的這座千年古城，在戰亂中驟然膨脹，混亂無序。史語所和中博院分住在長沙城內的韭菜園、聖經學校等地。此時，傅斯年代理中研院總幹事，史語所的擔子託付給了李濟。

石璋如回憶：在長沙組織的管理委員會，以管理聖經學校為主，經常開會。來長沙不久，敵人又來轟炸，於是委員會另行組織巡邏隊，警報期間，其他人要去地下室躲飛機，每個所派出一個人組成的巡邏隊就要巡查有無間諜在外頭髮訊號引導敵人。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頁。那時，空襲警報時常拉響。驚惶中，人們紛紛躲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警報還沒來得及拉響，日本飛機已猝然臨頭。敵機來了，真的就轟炸聖經學校附近，就是學校對面的巷子一帶，梁思成全家住在巷內一棟小樓上，當時梁思成到聖經學校躲警報不在家。警報過後我們去到梁家，看見小樓的樓梯被炸燬了，還掛著東西，但是沒有樓梯上不去，很慘。家眷幸好也躲到別的地方去了，沒有事情。另外一件慘事就是在路上發現不知從哪裡來的、還穿著*的女人大腿斷肢，真的很慘。另外一件慘事就是我們出去巡邏，所有的同人在研究室宿舍內，遇到空襲就要去地下室躲警報，高去尋走到樓梯臺階，還未下去時，由於後頭有人往前推擠，將高先生撞倒臺階上，高先生被撞斷牙齒，頓時滿嘴鮮血。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頁。炸開的斷壁殘垣和四處燃燒的煙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繼續逃離。史語所及其他遷在長沙的文化教育單位，包括南下的臨時大學北大、清華、南開在長沙臨時籌組的大學，即西南聯大的前身。等，停留三個多月後，決定再度西遷。考古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將率大部隊撤退，同行的有胡厚宣、郭寶鈞等；青年研究員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鄉淪陷，親人生死未卜，急於回鄉尋親；劉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筆從戎，赴前線殺敵。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濟召集眾人在長沙郊外的小飯館“清溪閣”聚會。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劉燿從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還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語所歷史組同人岑仲勉、全漢升、勞榦、王崇武等在長沙聖經學校。（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學國文系學生，參加史語所的殷墟發掘，後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為助理員。他參加過小屯、後岡、衛墓及大齎店等地的發掘，獨立主持了山東日照瓦屋村的發掘。田野上他已度過了七個春秋，足跡遍及河南山東等地。此時，他剛剛完成瓦屋村發掘報告的圖版及器物草圖的製作部分……寒風中的劉燿端起酒杯喊出，“國將不國，何學術為！抗日第一，愛國為先”，然後一飲而盡。

未完成發掘報告就投筆從戎，同人對他既景仰又惋惜：一個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觸到地下文物，多少帶有運數的意味；這種遺憾，極可能就是終生。把酒話別，湘水嗚咽。當日的細節奔瀉在石璋如的筆下：我們叫了兩桌菜，菜沒來之前先叫酒。當時大家志氣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來酒量不大，像董作賓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稱，不能喝，李濟、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於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劉燿、我、祁延霈幾個山東、河南人，喝酒比較爽快，就喝將起來。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頁。師長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