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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廟內，在那裡有一間實驗室，設定著一架極準確的比重天平，每天或隔一天去作比重實驗的工作。他的方法是：（一）　先量陶片乾燥時的重量。（二）　然後浸入蒸餾水內三十六小時。（三）　先用馬尾縛住陶片在蒸餾水中稱重量，次取出擦去其上的水痕，離開水再稱一次。每塊陶片要稱三次，作出一個公式，求其比重。這工作我曾幫他作過，所以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把各種質地及顏色不同的陶片選出代表，一一加以實驗，以求出各種陶片的吸水率。這個研究的結果，在所著《殷墟器物甲編》上輯第二章中，比重吸水率，有很清楚的說明。石璋如：《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杜正勝、王汎森編著，《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１９９８年，１５１頁。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就請求中研院其他研究所協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史語所致函化學所：“敝所李主任濟現因研究殷代陶釉問題商請地質調查所代為化驗分析，茲請借給所需藥品十四種。”同日，再致函工程研究所：“敝所李主任濟為研究殷墟陶釉問題前曾承貴所惠允代為將釉刮下，茲派李光宇君送帶釉陶片四塊，乞接洽辦理。”所檔：昆２０—４、５。李濟正是在中研院同人的協助下，才完成《小屯陶器質料之化學分析》一文。他根據化學分析結論證明：殷墟白陶原料的質地與現代江西瓷品原料的質地幾乎完全相等；殷墟硬陶、釉陶（世界最早的陶器上釉例子）實質的化學成分，不但與漢代帶釉陶器的內體相近，且與清代瓷器內體亦無大差別。

三、　戰火催生的中博院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於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南京中山門內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科學研究，輔助民眾教育，以適當之陳列展覽，圖智識之增進”。任務是“系統的調查、採集、保管、陳列，並說明一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及現代工藝之材料與標本”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王世傑序》，臺北：中華叢書出版編審委員會，１９６０年，２頁。。籌備處首任主任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任。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濟接任中博院主任。

建立博物館，以之推動科學的普及，是李濟畢生的心願。

他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就已深知博物館對於傳播科學知識、儲存珍品、進行科學研究和實施教育的意義，那時他們的許多課就是在皮博迪紀念博物館上的。參加考古工作之初，中博院院徽。

李濟跟弗利爾藝術館簽訂的合作協議條約中有這樣一條：“所得古物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後歸國立博物館永久儲存”。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李濟串聯沈兼士、翁文灝、葛利普、袁復禮、步達生、周詒春、顏惠慶、曹雲祥、蔣夢麟等，寫信給來華考察的英庚款董事會的諮議委員會，要求從英庚款基金中撥款建一所人類學和考古學博物館，並設想了如何用較少的經費建立一個高效能的新型博物館。七年以後，中博院籌備處大致就是按照這個藍本建立的，基本建設也受到英庚款的直接資助。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7）

李濟上任中博院主任伊始，聘請了梁思成為中博院建築委員會專門委員，開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選址建設事宜。１９３６年，中博院在鞭炮聲中舉行了仿遼式建築一期工程開工儀式。與此同時，文物採集工作也在緊張進行，先後接收藏於奉天及熱河行宮，後歸內政部所屬古物陳列所的南遷文物，購進閔侯何氏“繪園”、東莞容氏“頌齋”、廬江劉氏“善齋”等地古物計二千餘件，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動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標本。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原存放在上海的南遷文物又運至南京儲存，原屬中研院的北平歷史博物館連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併入中央博物院。

１９３７年春，李濟在歐洲講學期間，詳細考察了德國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真是如入寶山！看了十天，尚未盡興”，他印象最深的是，飛行器的陳列竟是從昆蟲及飛鳥的飛行姿態開始的。由這些標本再看到各種現代的飛機及模型，李濟感慨道，“對於飛機的結構，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

他曾設想過展示普及科學知識的方法：如果計劃搞一個實物展覽來說明現代動力發展的歷史，不能只限於陳列幾臺蒸汽機、內燃機，應該從人類開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動力說起，如獵人利用自然彈力，農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馴服的獸力等，都有很長的歷史，都是開發現代動力的預備知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