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轄境內名勝古蹟古物，得於不牴觸現行法令範圍內釋出單行規則。”何日章敢於與“中央”唱對臺戲，根子在有河南地方政府的指使，而國民黨政權也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全國地下文物的保護和發掘，也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

中研院調整策略，１１月４日致電河南：“院掘安陽古物，全為研究發揚吾國文化，俟結束後，當分陳中央及省博物院。”

１９３０年春天，第四次殷墟發掘剛著手準備，何日章已搶先一步在小屯挖掘。３月９日，王湘函李濟，“軒仲湘在四盤磨挖掘，與地主鄭有衝突，小屯村張學獻和各地主，亦趁勢追軒貼償地價……”所檔：考１—１—４２。軒仲湘，何日章派的人。３月１０日，李濟、傅斯年致電蔡元培、楊杏佛，“何日章趁火打劫，乞院電豫省府嚴重質問，前約何以自定自翻，並請國府嚴令豫省須即停工，查辦何氏。”所檔：元１４１—２５。４月８日，王湘函李濟，“軒（軒仲湘）忽又來彰，並出價收買知道什麼地方出東西的人，如此，小屯人怎能不受他的引誘？”所檔：考１—１—５０。干擾再三，史語所殷墟發掘被迫中止。

安陽發掘雖然暫停，其產生的影響卻日益彰顯。１９３１年２月下旬，李濟在南京主持了“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和山東龍山遺址發掘成績展覽”，並做了幾場題為“中國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問題”的演講，在中央電臺播講了“國立中央研究院三年來之考古工作”的專題，引起人們極大興趣。蔣氏夫婦與國民政府戴季陶、孫科、居正等要人，悉數出席觀展，輿論為之轟動。考古發掘的成績還改寫了歷史，學術界開始承認殷商時代為“信史”。中小學的多種歷史教科書當時全國並無統編教材。也都把中國上古史部分做了相應改寫。　。　想看書來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6）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中國學術的新進展十分關注。１９３２年，他看到中研院史語所各種出版品之報告書，尤其是李濟所著《安陽殷墟發掘報告》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向法國考古與文學研究院提議，將當年的一千五百法郎獎金的儒蓮儒蓮，或譯作於裡安，法國語言學家（１７９９—１８７３）。獎贈與史語所。“儒蓮獎”以法國第一代漢學領袖的名字命名，“贈與在過去一年中關於中國語言、歷史等學最完美之著作”。３月，伯希和致函蔡元培，他寫道：“此僅為予等對於中國博學者極微薄的欽佩之表示，同時予等欲在中國極感困難時藉此向中國博學者表示同情。”史語所獲獎的意義，顯示了以李濟為首的中國學者在考古學領域的艱辛努力，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承認。蔡元培在覆函中表示，“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稍有發見，竟承嘉許，為提出考古與文學研究院，得領於裡安獎金，深感先生提倡盛意。本所同人當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國以水災及兵事之影響，經濟困難，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積極進行，安陽發掘，亦繼續工作，敬希勿念。”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卷１１·書信·中），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７３９—７４０頁。

三、　分手弗利爾

殷墟考古發掘暫停，美國弗利爾藝術館趁機“就坡下驢”。

此前，殷墟的第二、三次發掘，按照史語所與弗利爾藝術館的合作方式，經費的一大部分都由後者提供。但弗利爾藝術館的主要目標是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與史語所的工作旨趣大相徑庭；畢士博對李濟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堅持的“以我為主”的原則也頗為惱怒。

據李光謨講述：中美聯合考古發掘，傅斯年後來跟弗利爾幹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兩年就拆臺了。為什麼李濟有一陣子要去山東城子崖呢？是１９２９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東作了一年。弗利爾藝術館的畢士博不承認，說當初的合作協議沒有山東，他並非不願意，只是想爭取更多的優惠條件。傅斯年當然不幹，來回打筆仗，他對美國人一點不客氣，只是語氣還顧全國體，不算太傷人，但提的條件很苛刻。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謨口述，作者記錄，馮志整理。１９３０年春，弗利爾藝術館作出了終止合作的暗示。同年６月，李濟主動提出辭去弗利爾藝術館駐中國考古發掘隊的職務。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李濟寫信給畢士博，就雙方在安陽發掘時期的合作中所發生的不愉快和誤會作了詳細說明，駁斥了對方的不實之詞，並應允在年內送去最後一份英文報告所檔：考２１—２—１４。。當年１０月，李濟按合同約定，交齊了給弗利爾藝術館的全部英文報告，其中有《河南安陽小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