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佈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擪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可見，盜墓在春秋戰國時期就不罕見。這樁古老的罪惡至少衍生了兩千多年，到了李濟主持科學考古發掘之時，他們與盜掘者已儼然一對生死冤家，尤其在“出貨”的地方，彼此勢如水火。李濟寫道：考古工作的大敵，就是一班專靠古董吃飯的古董商。他們規模很大，有數千萬資本，在法國巴黎設了總機關；中國北方各省，每處有他們的分機關。他們專門勾結流氓土匪及紳士做盜墳的勾當；任何堅固宏大的墳墓，包你三天可以盜得乾乾淨淨。河南北部一帶，有名的盜墓流氓，叫做郭小六；他和住浚縣的軍官勾結起來，開始到辛村去盜古墓。據村人說，郭小六所盜得的有數尺高的大鼎，有粗大的象牙雕刻，還有無數的寶物，先後售得數萬元的重價。那些寶物始終秘而未見。他們挖墳的技術很高明，地面上只有數米突方的孔，直下二三丈，挖入墳中，整日整夜在裡面工作。

辛村的民團保安隊，本來也很頑強；只因郭小六勾結了軍隊，又穿了軍衣，懸了手槍，不敢阻止。郭小六且威迫土人作工，不給工資，大家更是不平。乃由民團長往見駐軍的長官，探知並無正式命令；土人乃連結起來，將郭小六等一群盜墳的趕逐出去，自己來動手挖掘。李濟：《河南考古之最近發見》，《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頁。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８日，李濟致電傅斯年，“請轉呈孑公（蔡元培）電劉主席（劉峙），責令浚縣縣長在停工期間切實保護商周殷陵，嚴禁私掘。”所檔：元１４９—２。所謂“保護”，不過是做做樣子。科學發掘，是從盜墓賊“虎口奪食”。石璋如寫過主持浚縣發掘的郭寶鈞赴“鴻門宴”的故事，他寫道：辛村北邊的龐村靠近山區，與辛村分屬不同行政區。龐村的區長是地方土霸，雖然管不到在辛村工作的我們，但是其影響力仍可及於辛村。區長平時與發掘團素無交誼，突然邀宴郭寶鈞先生，郭並不想去。但是又得罪不起，只好帶點禮物去赴宴。赴宴回來後，郭轉述區長手下說的故事給我們聽，就是區長以前請客的時候，不管是夾菜、吃東西都很注意客人的脖子，手下就問區長：“吃飯為何要看脖子？”區長回答：“看以後如何下刀啊！”這種飯當然讓郭先生吃得很不舒服，當我問郭先生是否被區長看了脖子，郭先生並不清楚。我們想，發掘團的工作可能擋了區長盜掘的財路，由於發掘團是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員，土霸身為區長必須聽令於中央，對我們莫可奈何，但是心有怨氣，就趁機恐嚇以洩憤。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頁。俗話說，射箭當射強。盜墓賊早就欲將李濟除之而後快。１９３２年６月８日，中研院總辦事處致函史語所：“據河南安陽縣民許善卿等呈訴李研究員濟之發掘殷墟，故意侵及民墓一案，轉請查明詳復，以便核覆該民。”安陽縣民在狀紙中稱：“李濟憑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故意發掘墳墓，干犯司法，懇指令該員尊重司法，依法受訊以維法紀而保院譽。”所檔：元２０—１a。有關各方雖知“該公民等呈訴各節中所含事實甚少，多系牽拉周內之詞，其為有意刁難，不難洞悉”，但也不得不“調查事實及擬議辦法”，還要附加“說帖”，加以說服所檔：元２０—２b。。這類事如同“心戰”，雖不能剪除“對手”，卻可產生一定的威懾作用。　。　想看書來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6）

此時，國難加重，李濟寫道，“眼看著日本軍閥在上海殺人放火，連東方文化圖書館也作了他們摧毀的目標，我們共同的感覺和結論是：在這種嚴重的時期，我們最緊要的責任還是按秩序加緊我們的工作。蔡院長給我們的訓詞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１９３３年，盜掘情況依然嚴峻。王湘一二月間兩次給李濟寫告急信，“近來盜掘古物的很多，謠言亦多。”“花園莊之墓葬昨被盜挖了，應如何追究？”所檔：考１—１—８１、８４。董作賓也寫道，“自本年春季起，（安陽小屯的）洹河兩岸的區長，便是盜竊古物的領袖人物、１９３２年春，河南安陽殷墟第六次發掘（小屯），李濟（右一）帶領工人試驗打板築的情形。（李光謨提供）

古董商人，出了六七千元的‘捐款’給所謂的‘古物儲存委員會’，他們就可以坐地分贓、公然買賣。”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李濟主編：《田野考古報告》，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