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心理學實驗，算是在哈佛的一段插曲，第二、三年，李濟的大部分精力都在準備論文。他打算運用文化人類學“薩姆納（J．B．Sumner）派”關於“我群”和“你群”的理論，研究中國歷史上漢與夷狄的關係。當時，哈佛大學對“漢學”少有問津，有關中國的典籍極不完備。李濟經過一番搜尋，終於在校圖書館找到了一部《欽定古今圖書整合》，這部書收錄了中國各地城牆包括廢棄的建築記錄。他像“貓冬”的牛羊，吃了一季的乾草，終於發現了一片明媚的新草地，連續數月都在那裡忘情地“啃青”。他從散亂的資料中分期歸類，再將分割槽的界限、地名的演變、地望的確定、志書的糾謬、時代的考訂等，一一釐清；他還從史籍中宗譜記錄所載的中國人姓氏，歸納出十大姓氏的地望和源流；最後形成一個題目——“我群的演變”Evolution　of　the　We�Group。。中國人種所分的“我群”，即被中國史家視為同類的文明人的群體；“你群”即“所謂的野蠻人”。李濟強調“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分野並非總是政治的分界”。指導老師狄克森教授看過初稿後認為，“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結果，都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李濟明白，論文僅說“我群”未論“你群”，是一個極大的缺失，他決心進一步弄清中國民族的形成。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章　初出籠的包子（12）

中國歷史上籠統地將中原以外四周各族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向來缺少對邊鄰民族的記錄分析。李濟從當時僅有的一些傳教士關於現代中國民族分佈情況的著錄入手，將現代人類學的知識運用於中國民族起源問題的研究，文中既有對中國人的體質的描述，又有對中國曆代族姓和城邑的變化的歸納，最後得出如下結論：北方民族的入侵，漢民族的多次遷徙，尤其是永嘉和靖康的兩次南遷，造成民族與文化的演變，最後形成了中國（本部）境內的五大族系，構成現代的“中國人”。這五大族系是：中國東部的黃帝后裔（體質特徵為圓頭窄鼻）、北部的通古斯群（長頭窄鼻）、西部的藏緬語群（長頭寬鼻）、南部的孟—高棉語群（圓頭寬鼻）和西南部的撣語群。歷史的發展趨勢是，通古斯群日漸佔有黃帝后裔的地盤，而黃帝后裔日漸佔有另外三個群的地盤。穿插在這五個主要群族之間，還有三個次要的成分：北方的匈奴族系，遍佈中國本部各地的蒙古族系，南方的矮人族系。

這篇題為《中國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論文終於完成。隨後，李濟將論文的主要內容及蒐集資料、準備過程中的一些思考濃縮成一篇題為《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的短文，投寄給美國巴爾的摩出版的《中國留學生月刊》雜誌，該刊於１９２２年２月發表了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館的老師和同學鼓勵李濟，就此題目作一次公開的學術報告。當年１２月波士頓舉行的美國人類學會年會，與會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類學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羅泊、狄克森等，李濟的學術報告給聽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資深學者認為言之有物，人們對這位年輕的中國學子的獨特見解，報以陣陣掌聲。不久，這篇同樣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雜誌》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這是一份難得的殊榮。李濟在文章中提出要從考古學、民族誌、人體測量學、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的人類學和上古史，特別指出拼音字文明與象形字文明各自的優缺點及其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並首次探討了中國現代化步伐之所以緩慢的基本原因在於方塊字不能檢索的問題。其中談中國語言研究的重要性，這是他的博士論文中沒有專門涉及的一個問題，但他認為這對於“瞭解中國文明的本質”是必需的。

他的意見，引起了哲學家羅素的極大關注。羅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國問題》Problems　of　China。一書中，引用了李濟的兩大段文字：歐洲科學家總是慣於把語言看作聲音的集合體，而不是看作某種比發聲器官本身所發出的東西更內在、更深刻的內容的表達。語言符號對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積月累的影響，尚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領域。如果以此為根據對世界現存人類文化進行劃分的話，人們就會覺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兩種文字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雖然我們極為尊重拼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