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他曾教過樑啟超，頗賞識梁的作文，說梁下筆快，別人作八股，而梁可作十六股。民初，梁啟超已為中國第一大名士，他在“反袁”運動中所寫的文章轟動一時。因此李濟等同學少年對這位嶺南夫子佩服有加。馬先生八股文式的訓練，培養了李濟快捷寫作流暢表達的文字能力。高等科一年級，李濟遇上國文教師饒麓樵。他講授《荀子集解》，口訥不善言辭，偏好寫黑板，等到板書寫完，也就差不多到了下課時分。其實這也是一種重證據不尚空談的訓練。饒師對李濟的讀書札記頗為欣賞，批語中曾有“所見可與《困學記聞》相比擬”之語。《困學記聞》是宋代大學者王應麟的讀書筆記，這種誇獎自然令李濟受寵若驚。從饒先生讀《荀子》，李濟不限於辭章義理，逐漸對荀子的思想發生興趣。他以為荀子《天論》中“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思想，很合乎自然科學的發端思想；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也契合了現代*政治的理念。然而，這些兩千年前就繪就的社會藍圖，至今仍難以實現，到底是先賢的思想不徹底，還是*與科學這東西本不符合中國國情？李濟想到，也許只有到中國之外的地方，才能尋到“救國良方”。00清華的環境，與城市隔絕，來往的交通大半靠騎驢、坐騾車；人力車與腳踏車是最快的代步，火車每日停清華園的班次極少。城內的新聞紙，要下午方到，那時北平的報紙除了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外，都是為當權的軍閥宣傳的。上海報總在發行日期一禮拜後方能到北京。城內、城外通電話是有限度的，我在清華園作了七年半學生，沒有與家人透過電話；理由極簡單，我的家中固沒有電話，學校內也沒有讓學生通電話的任何方便；有事時，只有寫信通訊息。李濟：《我的初學時代——留學前所受的教育》，《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０頁。清華的封閉式管理，也重視素質教育，注重培養學生動腦、動口和動手的能力。１９１４年五六月份，李濟多次參加學校舉辦的“國語演說會”，曾擔任“解決今日之中國問題，農業較商業何為尤要”，以及“垓下敗後為項羽計，應否渡烏江”兩次辯論中的反組助辯。從這些辯題的設計，可以看出舉辦者高蹈的眼光和縝密的心思。１９１５年，李濟曾出任過學校演劇隊隊長，率演劇隊參加清華為籌辦貧民小學在米市大街青年會舉行的義演，同學中有其後選擇舞臺為終身職業者，如後來的著名導演洪深、陸梅僧等。

清華畢業時的李濟。（李光謨提供）

那個年代，外有列強咄咄逼人，內有軍閥擁兵自重，社會動盪，百姓不寧。青年學子在質疑中國傳統教條的同時，對國外的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推崇備至。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下午，清華中等科一個大教室內，李濟與四名同學嚴肅地討論做人的道理，相約發起以砥礪品行學問為宗旨的學生團體——“新少年會”。名稱的由來據李濟說，當時心智已開，眼高志大，想做華盛頓做不了，拿破崙又不願做，做林肯又不像，就選了“義大利三傑”指4世紀義大利的革命先行者馬志尼、加里波的、卡富爾。為榜樣，效仿其新少年義大利會（也譯為“青年義大利黨”），也成立“中國新少年會”。此後，每週聚會一次，星期日和暑假，會員集體出遊，主要目的是互相規過：從生活習慣到學習長進，從睡眠到飲食，都以“勵進道德”為宗旨相互責問。隨著會員陸續增加，聚會內容又增加學術研究一項，成立了國語演說部，並因此帶動清華學子研究國語的熱情。兩三年後，由於聚會“有時比牧師講道還要枯寂”，漸漸失去吸引力。時逢袁世凱企圖稱帝，清華學堂奉令限制*結社，新少年會藉機改名為“仁友會”。其宗旨為“改良社會、振興國家”。除了“規過”之外，又增添了報告會、俱樂會等，呈現出研究“名人傳記”的風氣，尤其是歐洲１８、１９世紀的名人。會員發展擴大至清華以外的學生。但學生組織仍不免有些偏頗，如仁友會反對“號召的習氣”，提倡自願入會，不搞張榜通知，而是相守信義，不免引起外界猜疑，以為是秘密團體。仁友會會章的“七禁”，頭條即是禁早婚（規定二十五歲為限），也有好些會員難以實行……　。。

第一章　初出籠的包子（6）

１９１８年，李濟讀到清華高等科四年級時，學校請了一位美國教授G。　D。　Walcott（華爾考）為學生講授心理學和倫理學。出於“好奇心的驅使”，李濟選讀半年後，覺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測量”是件怪好玩的事。華爾考還測出李濟的智商是一百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