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克拉克大學社會學碩士，對人口、經濟有獨到見解；他二十七歲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是獲此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其闡述博士論文的講演稿被哲學家羅素大段徵引；１９２３年他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在中國首開人類學課程，次年擔任南開文科主任；二十九歲受聘清華，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同執教鞭，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１９２６年主持西陰村發掘，作為第一個獨立主持現代考古發掘的中國人，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三十二歲出任“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此後的半個世紀，李濟的名字就與“安陽”連在一起：離開大陸前的二十年，他領導了安陽的歷次發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遷、研究和出版；去臺灣後的三十年，他繼續主持並基本完成了安陽的發掘報告和研究報告。

前言　李濟是誰（2）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李濟不曾擁有千軍萬馬，但他在學術界有著至尊地位。他培養了海峽兩岸最優秀的人類學、考古學人才。早期在南開的學生有人類學者陶雲逵、考古學者李景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門生有田野考古學家吳金鼎、歷史學家徐中舒；在安陽考古遺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劉燿（尹達）、尹煥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尋、潘愨等；１９４９年遷臺後，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了李亦園、宋文薰、許倬雲、張光直等傑出弟子。他一生有兩位最得意的學生，一是大陸的夏鼐，一是臺灣的張光直：前者長期擔任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執掌大陸考古學帥印；後者是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學教授兼人類學系系主任、哈佛東亞諮詢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文理科學院院士。

李濟又是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民國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聯著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眾多要人。他與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同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輝映；他與傅斯年、陶孟和、趙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難與共，同舟共濟；他與安特生、伯希和、李約瑟、費正清、費慰梅等長期保持著友誼；他視丁文江為好兄長和科學路上的引路人；他曾與胡適籌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分任副主席與主席，在與“同盟上海總部”發生分歧時，保持了同進退的步調；他參與“中研院”最早的籌備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屆評議員，首屆院士，擔任了十七年的史語所所長，兩度代理“中研院”院長；60年代他與胡適的合作彼此大體保持了支援和信任，他親歷了胡適的去世，但也有人認為胡適的死與他那番悲觀的讜論有直接關係；他曾被*作為*物件，也被臺灣當局作為阻止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一張牌，但他始終保持治學與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概括為“*”與“科學”。如果說對中國*的啟蒙貢獻最大的當推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科學思想的傳播則當以“中國科學社”的丁文江、任鴻雋、翁文灝、朱家驊等人為主體。赫拉克利特說過，最優秀的人寧願取一件東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濟在這撥提倡“科學救國”的朋友中，從未側身廟堂，一生堅守田野、案頭和講壇，為推行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始終不渝。他曾應雷震之邀，在其主編的《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論“五四”精神、論自由*與科學關係的文章。他對國民劣根性的批評，包括對陳寅恪等文化貴族對對子和格律詩的微詞，曾被柏楊大段引用，並寫進《醜陋的中國人》，至今仍影響著天下的讀書人……

科學無國界，學者愛祖國。20世紀２０年代，美國弗利爾藝術館邀請李濟加盟在中國的考古隊，他提出兩個前提條件：在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考古團體合作；在中國發掘出來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美方代表最後歎服，“你的條件，我們知道了。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絕對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入主史語所考古組之初，他就與同人約定：絕不私藏和購買古物。他一生經手發掘儲存研究的文物無數，到他去世後，人們清點遺物，在他家裡沒發現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濟眼裡，無論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還是完整的鐘鼎彝器，從最落後地區的陋俗到文明社會的高尚禮節，從窮鄉僻壤的土語到最時髦的演講詞——都是史學家的原始資料。工作是李濟的全部生活內容。他把國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說的“三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要腰痠背疼”的名言，引申為只要有動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