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誦歷史，是為了參與現實，是知行合一。但到了明清時期，當權者壓制批評，士大夫基本上參與不了什麼，有時想起來參與也摸不著要領，所以也就不屑於參與了。唯一剩給他們玩的遊戲，就是玩“酷”了。而最“酷”的龔勝玉，就“酷”到了把歷史當成下酒小菜。

聽人們怎樣追述歷史，就能看出他們的精神世界，也能看出他們在現實世界裡的感受到的動力和壓力。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現代人。有人鼓足了幹勁要創造歷史，因為心裡有太多不服氣的地方；但是在他們身邊，總是另有人吃飽了喝足了，搖著扇子調侃歷史，不過是為了顯示一下自己的文采。

強制邏輯的結果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後，曾有很多人（六國貴族）想刺殺他，但都沒有成功。可為什麼他的龐大帝國，竟然被陳勝、吳廣這些勞工、奴隸一下子捅穿了，從此垮下去，一發不可收拾？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組織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強制奴役。

曾有學者把社會組織分為三種“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形式，一曰“強制”（Coercive），二曰“計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operative）。在強制的組織模式裡，人們工作的動力只有恐懼。而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們知道懼怕也沒有用了——按照秦朝的規定，自己已經必死無疑，不妨以不怕死的心態面對命運。

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陳勝、吳廣還有成千上萬。據說建秦陵時一度徵用勞工達70萬之眾，加上修長城徵用30萬到40萬人，還有其他開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當時全國的壯勞力已被徵用得所剩無幾。這些工程的殘酷程度，從當時“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的民謠中，不難想見。

作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力量，懼怕的效益有一個臨界點。到了這個臨界點，它的曲線就會陡然下降。秦統治下，這個臨界點就是陳勝、吳廣的出現。這算得上是中國社會管理上的一個“潛規則”。接下來的事態發展，只會是一人奮起、天下響應，一處突破、全盤瓦解。這樣的歷史教訓，被後世詩人反覆吟詠：

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

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

（汪遵·長城）

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

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

（胡曾·長城）

“堯舜時代”是否太平自不可考，但堯舜崇拜是民間心理。秦政與這種民間心理的期望值相比，落差的確太大。

在現代企業裡，秦始皇那樣的肆無忌憚已不再行得通，但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仍普遍存在。它們的出發點都是強制，都是威脅員工，都是憑藉員工內心的懼怕來推動公司的運作。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惡果一樣，信奉秦政那套強制邏輯的企業也難免淪為最差的一等——因為它們通常只能請到素質最低、最沒有內在驅動力、甚至對工作絲毫沒有熱忱和誠意的員工。這樣的員工整天想著如何交差了事、應付領導，不可能將機構的發展目標納入自己的職業成長規劃。這樣的隊伍對外競爭力肯定是最弱的；而對內，引起糾紛的機率又無疑將是最高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當青年成為體制的累贅

戰國時代的燕昭王是一個花錢買人才的典型。他即位在燕國戰敗、國君被殺的危難關頭，在“國際競爭”壓力下，發誓“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於是聽從郭隗的勸告，築臺置千金以招募人才。隨後聚集起一夥子人恢復國力，終於得以發動復仇戰爭，直到把對手齊國折騰到幾乎散架。

後來不少士大夫精英每每提起那段歷史，都比說起少年初戀還要神往。唐人陳子昂“給領導提意見”橫遭打擊後，一個人迎著華北平原上的大西北風，高歌出那首千古絕唱，就寄託著對燕昭王人才策略的懷念：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登幽州臺歌）

對所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人們能解釋出很多層意思。但不管怎麼解釋，其實墊底的一層，也就是哀嘆天下再也見不到像燕昭王那樣鍾愛人才的君主了。唐人參與意識強，在他們流傳下來的詩裡，能讀到太多對燕昭王的緬懷，比如徐夤的“燕昭沒後多卿士，千載流芳郭隗臺”（草），黃滔的“何事蒼髯不歸去，燕昭臺上一年年”（故山），羅隱的“浮世近來輕駿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