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樂”指春秋戰國時管仲、樂毅一樣的治國才幹，“不忝”是不愧的意思。“梁父吟”是諸葛亮愛哼的一首曲子。而“關張”當然是關羽和張飛——他們本身才能就有限，死去之後，蜀國還能怎麼辦呢（“復何如”）？

實際上，諸葛亮並未能夠為蜀國培養或引進什麼能發揮顯著作用的賢者。明人魏學洢也惋惜道：“南陽雖子房，誰為酇與韓？”說即使諸葛亮的才幹可比得上張良（子房），又有誰可以在蜀國扮演蕭何（後封為酇侯）與韓信的角色呢？用現在的話說，顯然蜀國沒能湊得起來一個像樣的“管理團隊”。

相比以上詰問，唐人崔道融簡直就是不給面子的批評了：

玄德蒼黃起臥龍，鼎分天下一言中。

可憐蜀國關張後，不見商量徐庶功。

（過隆中）

還記得因母親被曹操劫持，不得已從劉備身邊離去，告別時把諸葛亮推薦給劉備的徐庶嗎？為什麼到了諸葛亮為相的後期，就不能給蜀國物色幾個至少像呂蒙、陸遜的人才呢？與崔道融同時代的陳陶也曾經指出：“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是不是明星太亮，掩蓋了其他星星的光輝？或者諸葛自覺還不夠亮，因而身邊容不得再有星星？

宋朝的“皇家國防大學”教授何去非對諸葛亮的批評最為嚴厲，有“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的評語。

誠然，諸葛亮是一個忠臣。所以不論是溫庭筠還是李商隱，都不願那麼直截了當地說他的不是；去瞻仰他生前去過的地方，也都是滿懷敬畏。而在安史之亂中倉皇逃難的杜甫，狼狽得經常連飯都吃不上，企盼忠臣的心態當然更加熱切。杜甫的蜀相詩是大家最熟知的，也是對諸葛寄託了最大信任的，似乎若不是諸葛亮早逝，蜀國就能對付得了司馬懿：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蜀相）

另一篇對諸葛亮有特色的紀念，是清人陳作霖的一首詞。那是寫來吟詠諸葛亮所引進的一種叫蔓菁的植物。蔓菁是類似白薯的一種可充飢的東西，又名大頭芥，也被稱為諸葛菜：

將星落後，留得大名垂宇宙。老圃春深，傳出英雄盡瘁心。濃青淺翠，駐馬坡前無隙地。此味能知，臣本江南一布衣。

（減蘭·諸葛菜）

據說蔓菁原本是作為軍士口糧而在各處營地栽種的。直到“*”期間，筆者當知青時都吃過。可惜蔓菁種了一茬又一茬，它的傳播者的事業卻青黃不接、後繼無人。

緬懷歷史的“兩條路線”�

政治越黑暗的時候，文化人對歷史的態度就越顯得清高——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參與它的機會了。明清時代的詠史懷古就老是帶這種酸味。

在明代，有劉昺的“舊夢風雲銷俠氣，繁華看破知榮辱”（滿江紅·寄水北山人徐宗周）；孫友篪的“行人慾問前朝事，翁仲無言對夕陽”（過古墓）云云。

在清代，有朱彝尊的“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賣花聲·雨花臺）；施閏章的“六朝流水急，終古白鷗閒”（燕子磯）；沈傳桂的“興亡事，山河墜瓦，消得阮郎愁嘆”（永遇樂）；江開的“且擱下，礪帶山河，好明日，新豐沽酒。笑虎視龍興，都付陽關煙柳”（長亭怨·由函谷至潼關作）等等。一位叫龔勝玉的清朝人，把這一傾向推到了極致：

檢芸編，幾行青史，閉門消盡秋雨。江山零落如殘弈，付與漁樵共語。評跋處，有多少，英雄割據爭龍虎？煙飛雲集，算繡嶺宮前，延秋門外，往事若朝露。思往事，減得愁懷幾許？紛紛成敗休訴。橫戈躍馬今安在？總被大江流去。歸何處？君不見，北邙高臥麒麟墓。君須記取。看誰是誰非，低迴掩卷，一醉論今古。

（摸魚兒）

這裡已是酸味撲鼻。漢唐歷史已被簡化為“英雄割據爭龍虎”而已。“誰成誰敗又有什麼好說的！”作者聰明人似的唱道：“記住吧，各位！橫戈躍馬的人都是一樣下場！倒是我們作為後人，偶爾來侃侃往事，喝喝小酒，豈不瀟灑！”

以上詩篇和詩句，從藝術上說，在同時代算得是上乘的，但都與唐人詠史懷古作品有了很大不同，那就是自動與現實保持距離，因而也缺少了對時政的警示，更缺少像杜甫、李白、李商隱、杜牧等人那種恨不能把腦袋都磕出血來的激情投入。

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