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而難以長久。可以看到，由於資源存在稀缺性等問題，建立世界政府的設想至少在短期內尚不可行。

第二種選擇，由霸權國家來提供。歷史上，許多霸權國家擔當了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作用。例如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英國、20世紀40～60年代的美國，甚至一度出現了“霸權穩定論”。

但是，霸權國家的地位並非總能夠保持不變，它們在世界範圍內的利益份額也可能會越來越小，對其他國家的控制、監督能力也可能會逐漸弱化。隨著其霸權地位的降低，它們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也會逐漸減少。它們一方面不願供給，另一方面也無力供給。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約瑟夫。奈（Nye，Joseph）所指出的，“諸多的跨國性問題──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傳播或全球氣候變暖──只有在許多國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夠加以解決。在那些只有透過國際集體行動才能取得美國想要得到的結果的領域，我們的力量確實是有限的，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

第三種選擇，由國際組織來提供。世界範圍記憶體在的大量國際組織，可以促進國家間的合作，共同為全球或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融資。在世界範圍內，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中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國際組織的維持主要是依靠國家間的合作，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有限。它們不能徵稅，不能侵犯國家主權，其經費主要依靠民族國家繳納的會費和各種捐獻。國際組織即便有提供全球或國際公共產品的動力，也可能會面臨資金不足。

還有一種選擇，由國家集團或者利益集團來提供。奧爾森曾提出“選擇性激勵”方法促進利益集團的形成。人們在消費公共產品的同時，更多的是需要私人物品。如果將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具有私人物品性質的活動聯絡起來，就可能促進公共產品的提供。

例如，國際貿易活動發生在國家之間，具有私人產品的特徵。各國在簽訂國際貿易協定時，就可以將有關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條款放入其中，形成一攬子協議。將公共產品提供與具有私人物品性質的活動聯絡起來，促進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當然，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也要遵循收益能夠彌補成本的基本原則。

隨著全球化程序的不斷深入，全球問題越來越多，在世界（或全球）政府不存在、也不可行的條件下，全球公共產品主要依靠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要得到充足、有效的供給，必須透過民族國家之間的協議、契約、選擇性激勵等手段促進合作。不同型別的全球公共產品可以採取不同的融資方式，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民族國家為全球公共產品融資的激勵，保證全球公共產品得到充足、及時的提供。

氣候變化的四大後果（1）

氣候變化本身是個極富爭議的話題，在自然科學界仍有很多爭議，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些研究機構認為，全球氣候的變化不過是地球自身冷暖週期轉換的結果，與人類自身活動無關。也有人認為，人類活動不足以改變大氣環境；更有一些人指出，1850年，世界人口是10億，今天則約為70億，是160年前人口的7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1850年的270ppm上升到現在的380ppm。與此相比，人類的經濟總量、工業化程度、工業規模增長的速度更快，可能幾十倍、幾百倍於160年前。由此可見，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與人類工業化活動似乎不成正比，試圖透過人類自身的努力來改變氣候變暖趨勢似乎很難讓人信服。

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看到科學家給出很令人信服的解釋。倒是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的說法淺顯易懂，我在幾次會議上聽過他的解釋。後來茅老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詳細的做了解釋，他指出：在影響氣候變暖的因素中，人類活動每年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的確並不佔舉足輕重的比例。目前的估算結果表明，人類每年排入大氣的CO2為280億噸，是植被和土壤呼吸及海表交換排入大氣的CO2平均自然通量（每年總量約為5500億噸）的5％。可自然排放可透過植被光合作用和海洋吸收等自然過程抵消，所以，在過去的幾千年中，海洋、陸地生態系統等自然源排入大氣的大量CO2已透過光合作用和海洋吸收等自然過程清除，這幾乎完全達到了平衡。但是，人類碳排放的積累破壞了這種平衡，大氣中有越來越多的多餘CO2的累積。科學研究認為，二氧化碳的平均生存期會長達500年，最後溶解到海水中會變成碳酸，或者被植物生長時吸收，變成植物本身的、固定的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