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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國的崛起幾乎可以與金融無關，沒有金融的支援，帝國仍然可以依靠的是強大的軍隊、優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稱雄四方。但四百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史表明，沒有一個近現代大國可以不依靠金融而能夠確立其國家地位。當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在四百年前奔湧而出的時候，任何近現代的大國，特別是霸權國家必須具有強大的金融實力才能實現古代帝國的光榮與夢想。這裡的金融是什麼？簡而言之，是喬萬尼。阿瑞吉等人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中所說的“鉅額融資”能力。

經濟史學家們發現，近現代以來霸權國家的交替都伴隨著兩大過程：一邊是衰落霸權全系統的金融擴張，一邊是新興霸權金融力量的積聚。當新興霸權獲得了足夠的“鉅額融資”能力，國際金融中心隨之改變，霸權地位亦隨之改變。從阿姆斯特丹到倫敦再到紐約，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歷史一再證明了這種“鉅額融資”能力與國家興衰之間的相關關係。

是什麼造就了這些近現代大國的“鉅額融資”能力並讓他們在世界稱雄？是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轉移實際上是一個金融市場讓位於另一個更為發達的金融市場，一種金融制度讓位於另一種更為健全的金融制度。從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從英國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國式金融制度，變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備“鉅額融資”能力才是不變的。

國人依稀還記得，道光朝以來，面臨外部戰爭威脅的大清帝國竟然無法為抵禦外敵籌措到足夠的軍費。鴉片之恥、甲午之辱、八國聯軍火燒我“萬園之園”的切膚之痛，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華帝國在關鍵時刻竟然拿不出足夠的錢來打仗又豈有不敗之理？然而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估計，在19世紀中後期，清帝國的GDP按當時的可比價格計算竟然是英國的4倍，日本的5倍。真是可嘆、可悲！

鉅額融資能力與大國興衰（2）

創造了文官體系的中華帝國，竟然沒有創造出一個哪怕比較初級的金融市場，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透過資本市場發行國債，把苛捐雜稅的盤剝變為政府的承諾，至少在戰爭時期可以籌措到足夠的軍費。由於財政收入來源的單一，即便有可禦敵之兵，但卻沒有充餉之銀，國家無法供養龐大的軍隊攘外安內。金融市場的缺失不但讓帝國自取其辱，還使其自毀長城。國家將組建軍隊的權力交給了個別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據、軍閥混戰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經在擁有強大“鉅額融資”能力的列強來到大清國國門的時候註定了。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金融市場當然不單為戰爭而設，其更大的意義則在於由於經濟資源配置，增加國民財富和國家實力。在國際格局比較穩定，經濟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鉅額融資”能力再次成為決定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

金德爾伯格在《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中透過對1500－1990年近500年中世界經濟霸權更替現象（從義大利城邦到歐洲低地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法國、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的研究指出，國家和人一樣，有其生命週期，有它的幼年、青年和暮年。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一個國家的地位也會隨之發生從興旺到衰弱的變化，並由此決定著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它是否處於領先地位，抑或是否被其他國家代替。國家生命週期演進通常是伴隨著一個國家內部重點產業由貿易部門到工業部門，再到金融領域的轉移。金德爾伯格雖然沒有在其著作當中說明，但是他一直強調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但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走過了一條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發展的道路。這就使經濟霸權有了生命週期的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

國際金融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金融中心的轉移過程中，舊霸權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的崩潰往往始於新霸權金融中心發生的危機。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1772－1773年倫敦的金融危機讓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歐洲世界經濟的首要金融中心。1780年的危機則使英國成為經濟上的勝利者，世界金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