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了全新體系，且受掌控的警察、武警、地方守備部隊後，在行政上首先不會因為魚肉百姓而引起百姓騷動。再則具備了足夠的武力，則可以對地方頑固實力開刀，施行各項地方改革。

如稅收，如果地方政fu能動用的武力太薄弱，那些頑固實力甚至不鳥地方政fu。特別是新的稅收制度下，那些富戶絕對是最想逃稅的群體。個人所得稅，遺產稅，以及地主需要繳納的農業稅等等，都是讓富戶非常肉痛的稅種。

而法制也需要強制執行能力，地方武力是必不可缺的。

中央行政改革，為西北派系各部門的人員都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北洋派系雖然很不爽，但是西北的行政人員是專業出身，能力就比他們更專業。不過北洋派系的官員廉潔得很多，這些群體並非被排擠，而是到西北進行重修後，依舊可以委派到崗位上，而且級別一般不會降低。

這種改革是逐步進行的，從中央到省會，從省會到各州縣，從各州縣到各鄉鎮。

與此同時，中央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得到貸款後也迅速施行了下去，交通、水利、城建、教育、醫療、通訊這些基礎設施都按照西北財團制定的建設計劃進行建設，而工程承包方都是西北財團控股的公司。

這些基礎設施專案財團控股公司的報價都是按照30％左右的利潤進行建設，這個利潤並不能算是太黑，在北朝鮮，西北財團計劃按照50％的利潤來承包北朝鮮政fu專案。

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主義已淪為附庸，相當於是財團的一個公司。一個用來調節市場貨幣總量的一個公司。

財團要印刷大量鈔票貸款出去刺激經濟，但要確保不引發通貨膨脹，就必須有收回鈔票的手段。

而政fu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手段，透過稅收可以把鈔票收上來，然後再變相轉移回財團手上。

對於普通民眾，並不需要收太多的稅收，在市場還未飽和的情況下，普通民眾有了錢會拿去大量消費，財團靠賣商品就可以收回來，這時候是向中高產階級收取較重稅收的時候。

而當市場飽和了之後，老百姓能消費的基本上消費得差不多了，這時候就要增加對普通民眾的稅收，因為老百姓一旦過度富裕，都會不想幹活的。

財團的一切手段，根本目的則是為了更快的進行發展。在最快的時間內，使整個國家獲得最強大的戰爭潛力。

中央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快就在地方上為各省民眾提供了大量就業。而且西北財團的貸款源源不斷，不到一年時間裡，給北京中央政fu貸款了30億銀元。這30億銀元的龐大資金一注入各省的基礎設施建設，立即使各省經濟迅速拉昇。

儘管財團在工程中賺取了30％左右的利潤，但是卻意味著工廠工人、運輸人員、工地工人以及一些農業人員透過勞動，獲得了21億銀元。

這21億元撒下去，立即產生涓滴效應。層層滲透下去，使關內民族市場迅速做大，各省消費額隨著各省人民的就業崗位增多而迅猛增加。

到1915年，北洋中央政fu的改革框架基本上已經構建完成。

關內各省的民政統計，以及田畝丈量、資產登基也在一年時間內完成了大部分。

各省百姓在改革中獲得了大量的益處。

如佃農和自耕農，佃農自中央改革後，只需要向地主繳納兩成的產出，可交付實物。這是中央強制規定的，為的就是打壓那些翹著二郎腿在家裡等佃租的地主。這些地主就像是蛀蟲一樣，用毫無技術性的經營手段對佃農進行剝削。

而中央所鼓勵的，則是那些願意引進先進農業技術，肯花腦子去經營的土地的地主。為了鼓勵這些手上有錢的地主肯在土地在投入，肯購買先進農機等農業生產資料，國會還透過了對完成機械化農業的地主的扶持政策，只要肯投入錢，就能減稅。以此讓那些地主有足夠的時間收回成本。

而那些跟不上時代發展，不肯花腦子去經營的地主，則將被逐漸提高農業稅收，讓他們手上的土地逐年變成燙手山芋，最終將這些地主淘汰出局。

這些地主如果手上沒閒錢，也不要緊，銀行願意貸款給他們購買農用裝置。如果怕有風險，可以用土地入股西北農墾公司，進行土地資產重組。

當然考慮到這個變革需要一定時間，因此不會立即對那些傳統的地主增加稅收，剛開始改革，還是應當以穩為主。

自耕農方面，農業稅則被免除了。自耕農即是那些土地規模不超過200畝的農民，這些農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