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幫日本人建立軍隊。”

正確的格式應該是先做遠端計劃，這是目標研究，須先認清目標，所以先要有一個目標分析；中程計劃是為了要達到目標而設計的預算計劃；近程計劃則是切近現實應變。但是沒有戰略頭腦的人將計劃程式改為先做近程計劃，再做中程計劃，最後做遠端計劃，有所謂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或是八年計劃，完全不合乎思維理哲（《蔣緯國口述回憶》第十一章《軍制學》）。

對此，蔣緯國舉出德軍名將的戰略觀。古德里安元帥有一句口號，隆美爾也非常贊同，這個口號是“要把綠燈開到戰場的盡頭”。其做法是把最後的目標告訴部下，中間需要暫緩時，再開個黃燈，要部下停止時，才開紅燈。蔣緯國感慨，中國的將官或高階幕僚，學養、眼光欠缺，無法做一個全程的策劃，也不願意把全程的計劃告訴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後，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紅燈，等到長官研究之後，才接到下一個命令，但是長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作決定，所以研判狀況之後的整體性決心是很重要的。

至於參謀或幕僚對主官的互動，蔣緯國以為，雖然許多軍制有書面資料，但是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詢問將校團，所謂將校團也稱為指參團。將軍沒有校級軍官的輔助，“將”不起來；校級軍官沒有將官的把舵，也“校”不起來，校級軍官是高階參謀，在英文裡面，參謀是stuff，希臘文原意為樹幹，一個公司裡面各部門的主要幹部稱為officer，其他的職員則稱為employer。蔣緯國分析德國軍制的理念，是一個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後再負責區域性，如此就懂得如何與別人配合，所以德軍編制中師參謀長是中校，團長是上校，副師長是准將，師長是少將。先當師參謀長，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面，然後再去當團長。國民革命軍在抗戰前採用的就是德國的軍制，抗戰後軍事制度改採美製，遂改為先當團長後當師參謀長，然後升副師長、師長。蔣緯國明確說這種制度有兩個壞處，“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個團長，原來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師參謀長時，三個團長搶一個師參謀長，這三個人就變成冤家了；第二，從理智方面來說，應該先全盤歷練，瞭解了全盤之後，再去負一部分的責任時，才會主動配合整體的需要。換句話說，當師參謀長能瞭解全師的需求，等到成為團長時，他知道他這個團在全師裡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他會自動地來配合，等到師長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準備，知道在這種狀況之下，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從蔣緯國回溯辛棄疾（11）

世道澆漓與軍界怪相

蔣緯國在抗戰從軍期間，以其留學的背景作為參照系，比對出國民黨部隊的低能、謬誤，種種不上路的地方潰瘍面積很大，一時半會難以扭轉。

因而參謀擬設作戰計劃，必須考慮此類制約性因素。

近代社會轉型急劇，來不及做優遊不迫的姿態，軍隊亦然，至令怪象百出。何應欽的參謀汪敬煦談道，抗戰後期大型的湘西會戰，日軍敗北，何應欽電告王耀武，說他要親自到戰場察看，除了戰死的國民革命軍屍首移走之外，陣亡日軍及馬匹放置原地不動，因為抗戰期間流行一則笑話，每次戰役結束後，統計由各團、師、軍所作陣亡日軍的報告，加起來日本人都死光了。

黃仁宇在《黃河青山》《地北天南說古今》中屢屢提到部隊戰士的渙散、困窮、戰力低下，吵架、鬥毆、裝備粗陋，簡直是家常便飯。就是黃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當的習氣，上世紀80年代他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明史專家王春瑜負責接待，親見他座談時忽而躍起，蹲在沙發上，指手畫腳，拍胸擼袖，就是當兵時留下的後遺症。

1941年初，蔣緯國從重慶到西安報到，坐何應欽將軍的飛機到西安，交由胡宗南部分發。期間隨何氏到某一站去視察前方部隊，夜裡1點半鐘，他聽到部隊吹起床號，而按規定應是早晨5點，他覺得奇怪，為什麼1點半就吹號呢？原來師部告訴團要4點半起床，團告訴營4點鐘起床，營告訴連3點半起床……最後到師集合場，如此算來，士兵不就要1點半鐘起床了嗎！次日晨5點鐘開始講話，天由矇矇黑轉成東方魚肚白，等到講了半個鐘頭後，天已經大亮，何應欽就走下講臺去看部隊。後來何將軍就問為什麼這些士兵紅眼睛的、有眼屎的那麼多，蔣緯國在旁於心不忍，他想，士兵1點半鐘就起床，到現在已經4個鐘頭了，眼睛怎能不紅，他們半夜都沒睡嘛！蔣緯國痛憤不已，為了一個長官的講話，部隊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