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長文對中國數千年來累積發酵的弊端做總的盤點、總的清算，他人批判因歷史背景和參照系數的老化，所帶來的膚淺及隔靴搔癢，在此一掃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與系統性互為依託。

即以此1897年的《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而言，他在青年時代即對中國弊端有透徹認識，具有鞭辟入裡的深刻。

只要是帝王專制，不論在何空間時間，也無論對誰，東方或西方，它都帶來黑暗，人性都會變壞。專制開掘人性的腐惡，造成大面積潰瘍。

該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現象，那些短期到中國的英國人，對中國實情一無所知，地方小吏對之可以掩飾；至於在中國長期生活的英國人呢，竟與中國貪汙官吏集團同流合汙，久處鮑魚之肆，腐臭頓成妙味，其貪財好貨，甚至超過中國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國長久的苦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前三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預防，對於國勢不振，它們是次要原因；中國的一切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統的貪汙。它也正是產生前三種災難的原因（全集，一卷，87~89頁）。

這些事情絕不是中國的自然狀況或氣候性質的原因，也不是群眾懶惰和無知的後果。懶惰和無知也是促成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懶惰和無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貪汙所造成的結果。

這些判斷比胡適之輩不知高明多少萬倍。

胡適挖掘中國落後卑屈的病因，謂之五鬼亂中華，即所謂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敵人，唯有發達教育，方能將其消滅。當時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論者有一個前提性共識，即當時中國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

五鬼是結果，還有更多不勝列舉的結果，不是原因，原因中山先生恰切地指出只有一個，那就是專制政治，是一切災難的根源。

所以，中國積弱不振，跟讀經啦，白話文啦，文言文啦沒有半點關係。

若知識分子不起來踐行，則歷史的變動往往在社會矛盾激化之際，為屠狗殺雞輩所乘。為流氓皇帝所綁架，然後知識分子又是抗議、被整、再抗議、再被殺，於是只有哀嘆，不敢外露的痛憤。如此迴圈不已。

競爭與制衡的思想

民國初年，中山先生闡發多黨制思想，剴切論說兩黨競爭的作用。他所起草《中國國民黨宣言》嘗謂：一國政黨之興，只宜兩大黨對峙，不宜小群分立。《〈國民月刊〉發刊詞》則謂：政黨之作用在提攜國民以求進步。

“甲黨執政則甲黨以所抱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則立於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

他要求本黨“即有他黨反對，亦宜以和平對付，絕不宜鷸蚌相爭”。他解釋說中國同盟會也是由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合併而成的。他在多種場合闡釋，兩黨競爭互有進退，國民贊成的多數者為在位黨，掌握政治和行政的權力，國民贊成的少數者為在野黨，處於監督地位，研究對手的行政手段是否適當。

馬君武先生晚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題為“孫總理”，對中山先生的偉岸精神價值作了扼要而精確的定位；而早在1911年的時候，他還寫有《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文中說：“孫君具有一種魔力，能使歐美人士無論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談之後，即傾倒讚美之。故歐人前此唯知中國有李鴻章，李死唯知有袁世凱，今則唯知有孫先生，而袁世凱次之。”這篇文章又說，海外推崇孫先生為亞洲第一人傑。這是在說中山先生的綜合價值，包括他博學、至誠、謀略以及他磊落的胸襟等等。

大木百尋滄海萬仞：時代巨人及其幕僚（4）

設若史家對歷史發展的軌道與脈絡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難分高下，卻在評騭史事演變的契機與箇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別，那麼，水準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際見出。如近現代交匯之間開啟民智、深切擘畫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偉人孫中山先生，評定他的歷史作用和思想深度，雖不免千差萬別，但也有別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觀場何所見”，流於庸俗的價值觀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這一類人的典型。他說：“孫中山把《三*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汙程度，遠過於當年的交通系，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著《魯迅評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