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生活方式了。

在這樣的時候，李鴻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韌勁了。李鴻章從曾國藩的身上學得了“挺”的重要。曾國藩對於堅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經寫作了《挺經》一書，總結了自己在劣境中戰勝困難的心得。李鴻章當然是深得曾國藩的“三昧”的。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在政治舞臺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須具備的，並且，這樣的“挺”不單單指的是意志，還有處事的方法、處事的原則等等。賢良寺這一段時光，李鴻章正是以自己的堅韌來捱過人生的低谷期。

第十章 夢醒時分（4）

李鴻章蟄居在賢良寺的同時，在京城，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日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民間的公憤，由廣東舉人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名達1200多參加最高階別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雖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為並沒有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所謂的“公車上書”只是康有為自吹自擂的託大之辭。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本人給光緒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摺，強烈建議清政府進行改良。康有為還為光緒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議，這些建議內容包括：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至內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等等。

現在看起來，康有為關於改良順應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議都顯得生吞活剝，在當時，康有為的思想並不成體系。比如說康有為的改良的理論基礎，追溯到後來，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明顯有著生拉硬拽的痕跡，一個入世的主張哪能成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為主張在國內迅速建立起國會，但對於國會的運轉模式，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從目前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康有為思想系統的脈絡，也許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從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來說，康有為做一個破壞者還可以，但要做一個系統的建立者，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思想上，他都差很遠。

但當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的確把局勢弄得風生水起。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及康有為們改良的激情，使得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勢力都變得蠢蠢欲動。康有為在1895年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和凌辱……中國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致……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將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為的呼籲無疑是極富有蠱惑力的，那時的中國，的確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了。

變法草率魯莽的開頭，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情形正如李鴻章們擔心的，數千年的規矩，豈可以說變就變。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這種大張旗鼓的維新和變革就顯得更加困難。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這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們一直不屑且不善於進行改變。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學精神，她更習慣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著往昔時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到一個座標。更何況，改革和推進一直是冒著很大風險的，而中國製度本身的弱點往往容易使一種政策在推進過程中變形扭曲；中國文化思維方式中缺乏理性的習慣，缺乏科學的保障，無疑又使改革的風險增大。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於一廂情願而使得改革扭曲變形，脫離初衷。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每一次激進的改革都顯得步履艱難，阻力繁多，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容易變形扭曲，背離初衷。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革有時候反而使得矛盾叢生，進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這一點，只要將戊戌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曾派有一個使團周遊列國，學習達一年之久，而在中國呢？在這樣的變法與改革中，根本就沒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盤考慮。不僅光緒皇帝一廂情願，而他所“依靠”的幾個干將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為對於西方思想的實質其實也缺乏瞭解，難當大任，按照梁啟超後來的說法，康有為並沒有讀過什麼西方哲人的書籍，只是“暗合”，他的論據之本，還在於《論語》。這樣的情景就相當搞笑了。與此同時，譚嗣同又過於激進，明明是依靠皇帝進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卻要“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遲早一天，連皇帝的腦袋也是要砍的。這樣幼稚的做法，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變革矛盾的激化，決定了這一場變革必定會流出殷紅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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