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形成了一個正式的解決檔案：廣廈以3060萬元購買新公司51％的股份，建管局作為轉讓方獲得這筆國有資產的出讓金；不良資產和分離人員與新公司脫鉤，全部由建管局接收。

分離人員的處理費用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廣廈購買轉讓國有資產的3060萬元資金；二是新公司28％國有股的收益；三是一建剝離出來的資產。上述三項來源由重慶市建管局實行封閉式管理，專項用於分離人員的所需費用。

為了確保新公司輕裝上陣，樓忠福指示廣廈集團財務部和審計部逐項稽核原重慶一建的債權債務，與一建的財務人員一起催收以前的欠款，該核銷的核銷，該掛賬的掛賬。

清產核資告一段落後，1998年7月上旬，樓忠福又再赴重慶與建管局、一建的領導商量合資中不良資產分離的細節問題。建管局接收一建的所有非生產性資產和掛賬資產。廣廈、建管局、一建三方同意新公司設立的股本為6000萬元，並草簽了合資協議，後報重慶市有關部門批准。

購併事宜得到了重慶市政府和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援，合資公司有了令各方滿意的良好開端：第一，原先6000人的隊伍，分離後僅留下2200精兵強將；第二，剝離不良資產後，留給新公司的都是有效資產，每年可降低費用800萬元；第三，新公司成立後，有廣廈雄厚的資金作後盾，公司有足夠的墊資能力，有利於承接新的建設專案；第四，重慶市政府給予新公司所得稅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有利於企業增強發展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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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進重慶：“娶了共和國的長女”（4）

這些工作都完成之後，重慶建築工程管理局也已經更名為重慶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了。

1998年8月28日，購併雙方正式“訂婚”——廣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樓忠福與重慶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新祥，在廣廈購併重慶一建的合同書籤下自己的姓名。

1998年9月23日，廣廈重慶一建（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浙江省副省長盧文舸、重慶市副市長李德水、建設部體改法規司司長趙晨等有關方面領導參加了成立大會。合資三方──廣廈集團公司、重慶市建管局、新公司持股會簽署了改制協議。新公司選出了董事會、監事會，任命了經理班子，以新的機制、新的面貌進入正常運營。

實行了48年國有制的“重慶第一建築（集團）公司”的名字，從此被混合所有制的“廣廈重慶第一建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替代了。

從表面和區域性看，這只是一個企業名字的偶然變更。但在時間和國運表刻的中國歷史羅盤上，這絕不僅僅是一次不經意的“花開花落”，而是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改革努力之後，出現的“海升陸沉”。

如果放在計劃經濟年代，重慶一建無論是“政治出身”還是“政治輩分”，其實可稱得上是“皇帝的女兒”了。

重慶第一建築（集團）公司的前身是重慶第一建築工程公司，成立於1950年，1993年組建為集團。在樓忠福還在建築工地上為了每天一塊錢的工資而揮汗如雨地做小工的時候，重慶一建就早已經是國家一級資質企業，而且是西南地區地方國有建築企業中唯一的一家國有二級企業，技術和人才力量遠非一般民營建築企業可比。

中國人習慣把東北三省和那些與新中國同齡的國有企業稱為“共和國的長子”，誕生於1950年的重慶一建比“共和國的長子”小了一歲，沒機會做長子，只能做“共和國的長女”。

按年紀，這個“共和國的長女”比1954年出生的樓忠福還長了四歲。而作為“共和國的長女”，重慶一建有過不少光榮歷史。20世紀50年代曾進北京參加首都十大工程建設，在計劃經濟年代承擔了很多國家大型重點建設專案，重慶其中的一座長江大橋也是其作品，幾十年來在體制內獲榮譽無數。

不過這些都只是昨日風流了。改革開放進展到1998年的時候，越來越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生活，已經讓中國人習慣了“好漢不提當年勇”。中華大地上一日千里的變革與進步，倒是讓窮怕了的中國人越來越努力地把目光盯著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紅太陽背後的昨天。

當然中國人在淡忘了國有企業的往日榮光的同時，也一起淡忘了極端年代的“無端狂笑無端哭”。

那些關注廣廈和重慶一建購併案例的人，沒有人記得或知道樓忠福在五歲的時候就成了“黑五類家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