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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國土資源部在2002年5月出臺了《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要求從當年7月1日起，商業、旅遊、娛樂和商品住宅等各類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者掛牌方式進行公開交易，但這個檔案並未能夠正冷卻處於浩歌狂熱中的“經營城市”、“經營土地”熱浪。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大目標後，“造城”、“經營城市”和“經營土地”的熱浪，更像火上澆油，本來已算高燒的溫度一下子躍至極限。

不過，中國的事情，往往到了大家都一窩蜂地去做時，也就到了“物極必反”的時候了。加上中國的土地政策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全國土地市場多年來存在的問題更是千夫共指，所有這些都預示著“山雨欲來”。

果然，從2002年末開始，中國政府針對土地市場、房產市場和銀行信貸的檔案一個接一個地出臺。隨後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土地市場大整頓，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外部環境，一步步快速收緊。

“造城”、“土地經營”、“城市經營”的話題，不但被急速變化的外部環境突然冷卻，而且逐漸變成了一個大家都不願意再提及的敏感話題。原先熱捧過這些概念的商家、官員、學者和媒體，在2003年幾乎集體“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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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模式”引發造城浪潮（2）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隨著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的“翻身落馬”以及新一輪宏觀調控政策的出臺，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溫度也在2004年回到了1998年以來的最低點。而一度風靡全國的“造城”、“土地經營”、“城市經營”，不但再沒有喝彩之聲，反而開始成為部分學者和媒體質疑、批評的物件，矛頭鋒芒所向，連一度被視為“企業經營城市”典範的天都城也受到波及。

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大道上節節邁進的中國社會，確實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微妙了。當然這種複雜和微妙本身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因為在利益和話語日漸多元化的改革深水區，很多事情，都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好”或者“壞”了。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基於這個已經變化了的新形勢。

“後致富光榮年代”（1）

對於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學者張曙光作過一個贏得不少人認同的概括。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是“主義之爭”，到1992年後是“方法之爭”，2000年之後則是“利益之爭”。

張曙光的這個分段，只是對擁有話語權的精英階層的“話語特點”進行了概括。“話語特點”的變化，當然也隱含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從“主義之爭”到“方法之爭”再到“利益之爭”，正好說明這個社會在不斷地進化——多元化、複雜化和高階化，正如生物從單性繁殖到兩性繁殖，從單細胞、無脊椎到有脊椎的變化一樣。

在一個“一夫為剛，萬夫為柔”的社會里，一切的“爭”最終都成了“主義之爭”，而神聖的“主義”又是絕不可爭的，最終只有“你死我活的肉體鬥爭”了。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變化中，最本質的東西，並不在“精英話語”的“爭”與“不爭”，而在對待個人財富的態度——這才是貫起了一枚枚散亂的“歷史銅錢”的“隱蔽的紅繩子”。這根“隱蔽的紅繩子”，不但絲絲入扣地貫穿了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歷史，甚至貫穿了中華民族數百年、數千年國運興衰的歷史。

如果以這根“隱蔽的紅繩子”為觀察點，以鄧小平所說的“致富光榮”作為一個話語符號，中國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其實可以有“之爭”之外的劃分方法：即“前致富光榮時期”、“致富光榮時期”和“後致富光榮時期”。

“致富光榮”作為政治口號出現之前的時期，可以叫做“前致富光榮時期”。這個時期不是強調光榮不光榮的問題，而是掉不掉腦袋、進不進牢房的問題。

“致富光榮”作為政治口號出現之後，到199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現之前的時期，都可以叫作“致富光榮時期”。這是在社會基礎不具備、人們的意識還不到位的時候，用意識形態的“神聖光環”來為財富創造者鳴鑼開道、保駕護航。這雖然是一種突破性的進步，不過這本身也就說明致富行為的脆弱。

當英國小子胡潤在中國弄出一個在統計學上沒有多少意義的富豪榜的時候，正是“致富”和“光榮”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