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謙虛為伍。

所以；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無知”★，才會成為數千年來人類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國領導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謙虛的一代，所以他們對人的極限是清醒的，對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的苦難、屈辱和絕望是深有感受的，對復興中國的困難是有充分估計的。2003年###總理訪問美國時，對著哈佛大學的學生說：“中國要達到美國這樣的水平，至少還要兩百年的時間，幾代十幾代人的奮鬥。”

時間只是一個必要條件。

參天的問號，仍然高懸天空！

容不下書生的書桌

從舊中國的“士農工商”到新中國的“工農兵學商”，在中國的社會生態群落中，商人群體，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尾巴”都被割掉之後，知識分子就成了墊底的臭老九，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孤例。看來連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會好過的！），只要存在則始終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國儘管專門制定了鼓勵工商業的政策，但是這畢竟不是我們文明和社會自發演變的結果，而是因應危機的被動選擇，所以在主流意識當中，商人的地位並沒有改變，一旦時機成熟必成眾矢之的。

晚清和民國都鼓勵工商業，但是傳統文明中蔑視商人和隨意干擾經商活動的慣性，仍然讓中國商人無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壓榨就難以承受，為此很多中國商人選擇了與洋人掛靠的辦法，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戴“洋帽子”★。透過戴“洋帽子”確實為他們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擾和欺壓，但是他們因此而獲得的“洋買辦”和“假洋鬼子”稱號，至今還是中國話語中分量很重的蔑稱。

在一個以做官為本位而且對商人歧視和不信任的社會里，“官辦企業”、“國有企業”的出現自然是必然的結果了。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到民國，再到“一大二公”的蘇式計劃經濟，其實“官有”、“官辦”、“國有”思想可以說一脈相承的。中國人對“官有”、“官辦”、“國有”始終有最大的熱情，只是名稱、推行手段和實現程度的不同而已。

總之，在中國的社會生態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終沒有獲得應有的承認。就算他們獲得巨大的成功後，也要用“官與士”的油彩來塗抹自己，以便在這個蔑視商人的社會之中獲得體面和安全。晉商如此，徽商如此，紅頂商人胡雪巖★更是典型。

與這麼一個社會生態和文明意識相對應，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與商人有任何聯絡。一個因為貞潔而餓死或者自殺的婦女可以成為英雄，一個為表孝道而自殘甚至是虐待和殘害兒童（自己的兒女）的愚夫都可能成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為見經見傳的楷模。但是一個商人絕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業。

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中，傳承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實際上是做官高，因為“學而優則仕”才能兌現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而商人最合適的帽子還是“重利輕別離”的“奸商”和“小人”——我們的文明認定了“無奸不商”的邏輯。

這麼一種文明意識和社會生態結構，加上缺少“靈魂的認真”（周國平語），就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會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價值體系之外的價值體系。

所以，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社會，以官為本位的一元權力結構始終無法打破，以官為本位的一元社會體系、一元文化價值體系、一元話語體系始終難以消解。我們的國度幾千年來就像一鍋粥一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始終無法像歐洲一樣做到“讓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而這麼一種文明和社會，其最大特點就是靜態的封閉迴圈，為了追求這種穩定的封閉迴圈，必須不斷地對自己的子民和社會肌體進行削足適履的“閹割”——“才行反時者殺無赦”★。任何有別於主流的獨立思考，任何掌握財富和資源的商賈，往往就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而一個社會，如果缺乏理論和知識創新的學術力量，缺乏能夠調動較大筆資本和資源的商業力量，這個社會就只能像聞一多所說的是“一溝絕望的死水”★。在這樣的社會，不僅老百姓只有“做穩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兩種狀態，只有這樣，現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們的家園上盛放光芒，我們的社會才能既可以與手執權柄的高位重權相處，又可跟富可敵國的鉅商大賈相安，還可以跟特立獨行、驚世駭俗的大哲狂儒相對，如此，我們才可以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