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話語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絕不願意這樣。

因此，他總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時髦命題，東方華人世界也出現過“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青年流浪者們，大多玩過幾年就結束流浪，開始用功讀書。智力高一點的，還有可能讀到孔子。一讀他們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來早在兩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類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齡還在進行自我放逐，還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沒有下路，沒有回過故鄉！

最徹底的“現代派”出現在最遙遠的古代，這也許會讓今天某些永遠只會拿著歷史年表說事的研究者們稍稍放鬆一點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總有一種鴻蒙的力量支撐著他。一天孔子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讓匡人誤認為是殘害過本地的陽虎，被強暴地拽了下來，拘禁了整整五天。剛剛逃出，才幾十裡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場叛亂，被蒲人扣留，幸虧學生們又打鬥又講和，才勉強脫身。在最危險的時候，孔子安慰學生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說，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業不就落到我們身上了嗎？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麼從一開始就不會讓我們這些後輩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還想留住斯文，那麼這些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那次從陳國到蔡國，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戰場，大家幾乎七天沒有吃飯了，孔子還用琴聲安慰著學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說：“我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為什麼總是徘徊在曠野？”

學生子路說：“恐怕是我們的仁德不夠，人家不相信我們；也許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家難於實行我們的主張。”

孔子不贊成，說：“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為什麼伯夷、叔齊會餓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為什麼比干會被殺害？”

學生子貢說：“可能老師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處不能相容。老師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

孔子回答說：“最好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一個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學說有序地傳播，也不一定能被別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學說，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學生顏回說：“老師理想高，別人不相容，這才顯出君子本色。如果我們的學說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說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孔子對顏回的回答最滿意。他笑了，逗趣地說：“你這個顏家後生啊，什麼時候賺了錢，我給你管賬！”

說笑完了，還是飢腸轆轆。後來，幸虧學生子貢一個人潛出戰地，與負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諸梁接上了頭，才獲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擔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

這個矛盾，高明如他，也無法解決；中庸如他，也無法調和。

在我看來，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為“君子”這個概念的主要創立者從一開始就把“二律背反”輸入其間，使君子立即變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須承擔這個矛盾。用現在的話說，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相牴牾和撞閤中構成了一個近似於周易八卦的互補渦旋。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就這樣緊緊咬在一起，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成，這便是大匠之門。

單向的動機和結果，直線的行動和回報，雖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卻永遠形不成雲譎波詭的大氣象。後代總有不少文人喜歡幸災樂禍地嘲笑孔子到處遊說而被拒、到處求官而不成的狼狽，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隱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樣陷於一端的孔子就不會垂範百世了。垂範百世的必定是一個強大的張力結構，而任何張力結構必須有相反方向的撐持和制衡。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偉大的孔子自知偉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