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由指南針導向往東行進。風向一般是從北到南，吹過冰川，似乎整個旅途中風都是從我們的左邊吹來的。風帽擋不住大風，於是我戴上面罩，以保護我的鼻子和左頰。即使這樣，我的左眼仍然凍得整整一天睜不開，我還以為瞎了呢。埃斯文又是吹氣，又是用舌頭舔，總算融化了我左眼的冰凍，但我仍然有好一陣看不見東西。走出大冰川的希望渺茫。埃斯文說過，大冰川的中心地區有一個高壓帶，那兒方圓數千平方英里，白茫茫一片，反射著陽光。我們不在中心地帶，但至少在其邊緣，位於中心地帶與暴風雪地帶之間。暴風雪發自中心地帶，狂躁暴烈，方向多變。北風帶來明淨晴朗的天氣，但東北風或西北風卻颳起大雪，或將乾燥的落雪吹成明晃剌眼的雲團，猶如沙暴或塵暴之類，漸漸落定。冰地上沙暴蜿蜒曲折，留下白色的天空、白色的空氣，太陽隱沒，陰影消失，連大冰川上的雪自身也從我們腳下消隱。

中午時分，我們停下來，切下幾個冰塊，搭成一堵防風牆。然後燒熱冰水，泡溼一塊吉西—米西乾糧，喝點熱水，有時候水裡加少許糖。隨即我們又架好挽具，繼續趕路。

行進途中或者午飯期間，我們很少開口說話，因為嘴唇已經凍腫，而且一張開嘴，冷氣就襲進來，傷害牙齒、喉嚨和肺部。我們不得不閉緊嘴，用鼻子呼吸，至少當氣溫降至冰點以下華氏40—50度時是這樣。氣溫極低時，呼吸就更困難了，呵氣成冰，稍有不慎，鼻孔就會冰封，因為怕被窒息，只好大喘氣，弄得肺部如刀絞般劇痛。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撥出的氣立刻冰凍，發出輕微的劈里啪啦聲，猶如遠方的鞭炮，而且還散落亮晶晶的冰粒。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小小的雪暴。

我們拉著雪橇，一直拉到筋疲力盡，或者拉到天黑，才停下來。搭起帳篷，用楔子固定雪橇，以免它被大風颳走，然後休息過夜。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每天拉11到12個小時，行程12到18英里。

搭帳篷，收拾好一切，拍掉粘附在大衣上的雪等等，實在是很麻煩的事。有時候似乎大可不必勞神費力，天色已晚，寒風凜冽，人又疲倦，還不如在雪橇背風處躺進睡袋裡，別去管帳篷。有些夜晚這種情景仍歷歷在目，當時我的同伴堅持要我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對他的這種謹小慎微而又武斷專行，我十分怨恨。在這些時候我就恨他，這種恨直接來自蟄伏在我靈魂裡的死神。我恨他以生命的名義對我強求，那些強求是粗暴、繁瑣而又固執的。

一切收拾停當，我們走進帳篷，頓時感覺到加熱爐散發出的熱量，暖意融融，充盈帳篷，驅走嚴寒，我們周圍洋溢著溫馨。死亡與寒冷在別處，在外面。

仇恨也被留在了外面。我們吃呀、喝呀，又在飯後聊天。極度嚴寒時，連帳篷那良好的保暖層都不能禦寒，於是我們儘量靠近火爐躺在睡袋裡。帳篷

的內表面結了一層薄薄的霜。一開啟閥門，就有一股寒氣襲進來，立刻凝固，形成旋風般雪霧，瀰漫在帳篷裡。在這些夜晚，風雪怒號，聲如雷鳴，震得我們無法交談，只有頭挨頭大聲叫喊；而在另一些夜晚，卻是萬籟俱寂，如同星球開始形成之前，或萬物毀滅之後一般死寂。

只要可能，晚飯後一個小時之內埃斯文就把火爐關小，光發射關掉，邊幹活邊吟一小段優美的禱文。這是我唯一聽到的漢達拉人的儀式語言：“讚美黑暗與未完成的造化吧。”他說，於是黑暗降臨，我們睡了。第二天清晨一切又重新開始。

一連50天，天天我們都重新開始。

埃斯文堅持記日記，不過在大冰川上幾周裡，他只記了些當日的天氣呀我們走過的路程呀。他在日記裡偶爾提到他自己的思緒，或者我們的一些談話內容。但在大冰川上頭一個月期間，許多夜晚我們在飯後，睡覺前深入交談，對此他卻隻字不提。我告訴他我的同胞雖然不禁止我，卻不期望我在一顆顯而易見的同盟星球上使用無聲語言，並且要求他對他學到的東西向他的同胞保密，至少要保密到我能夠與我在飛船上的同事們討論我的所作所為的時候為止。他同意了，而且信守諾言。對於我們之間的無聲交談，他從未談過，也未寫過。

埃斯文對我自己的文明，自己那個陌生世界興趣盎然。然而，我能給予他的唯一東西只是心靈語言。我可以無休止地談呀描敘呀，但是我只能給予這些。說實在的，心靈語言也許就是我們能給予冬季星最重要的東西。然而，我不能說，我違反“文化禁運法”的動機是報恩。實際上，我和埃斯文已經到了相依為命的地步，有難共當，有福同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