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在這一點上，和寫秋之“悽”、之“清”很不相同），特別是它那種高遠無極的氣勢更是隻可意會，難以言傳。在這種情況下，以實託虛便成為有效的藝術手段。具體有形的南山，襯托出了抽象虛泛的秋色，讀者透過“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的詩句，不但能具體地感受到“秋色”之“高”，而且連它的氣勢、精神和性格也若有所悟了。

這首詩的好處，還在於它在寫出長安高秋景色的同時寫出了詩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於寫意畫。高遠、寥廓、明淨的秋色，實際上也正是詩人胸懷的象徵與外化。特別是詩的末句，賦予南山與秋色一種峻拔向上的動態，這就更鮮明地表現出了詩人的性格氣質，也使全詩在躍動的氣勢中結束，留下了充分的想象餘地。

晚唐詩往往流於柔媚綺豔，缺乏清剛遒健的骨格。這首五言短章卻寫得意境高遠，氣勢健舉，和盛唐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有神合之處，儘管在雄渾壯麗、自然和諧方面還不免略遜一籌。

（劉學鍇）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杜牧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在唐人七絕中，也和在整個古典詩歌中一樣，以賦、比二體寫成的作品較多，興而比或全屬興體的較少。杜牧這首詩採用了“託事於物”的興體寫法，稱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盡而意有餘”的名篇。

這首詩是作者於宣宗大中四年（850）將離長安到湖州（即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任刺史時所作。樂遊原在長安城南，地勢高敞，可以眺望，是當時的遊覽勝地。

杜牧不但長於文學，而且具有政治、軍事才能，渴望為國家作出貢獻。當時他在京城裡任吏部員外郎，投閒置散，無法展其抱負，因此請求出守外郡。對於這種被迫無所作為的環境，他當然是很不滿意的。詩從安於現實寫起，反言見意。武宗、宣宗時期，牛李黨爭正烈，宦官擅權，中央和藩鎮及少數民族政權之間都有戰鬥，何嘗算得上“清時”？詩的起句不但稱其時為“清時”，而且進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沒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藉此藏拙，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點明“閒”與“靜”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愛孤雲之閒見自己之閒，愛和尚之靜見自己之靜，這就把閒靜之味這樣一種抽象的感情形象地顯示了出來。

第三句一轉。漢代制度，郡太守一車兩幡。幡即旌麾之類。唐時刺史略等於漢之太守。這句是說，由於在京城抑鬱無聊，所以想手持旌麾，遠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長江，東南是東海，故到湖州可雲去江海。）第四句再轉。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長安西邊醴泉縣的九嵏山。古人離開京城，每每多所眷戀，如曹植詩：“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贈白馬王彪》）杜甫詩：“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至德二載，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傳誦人口之句。但此詩寫登樂遊原不望皇宮、城闕，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獨望昭陵，則是別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傑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國，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賢是舉，則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詩人登高縱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當前國家衰敗的局勢，自己閒靜的處境來，而深感生不逢時之可悲可嘆了。詩句雖然只是以登樂遊原起興，說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寫一字，但其對祖國的熱愛，對盛世的追懷，對自己無所施展的悲憤，無不包括在內。寫得既深刻，又簡煉；既沉鬱，又含蓄，真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

（沈祖棻）

潤州二首（其一）

潤州二首（其一）

杜牧

向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

青苔寺裡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

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這是杜牧遊覽江南時寫的詩。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向吳亭在丹陽縣南面。

首句起勢恢弘。詩人登上向吳亭，極目東望，茫茫千里，一片清秋景色，給人一種極荒忽無際的感覺。詩人的萬端思緒，便由登覽而觸發，大有紛至沓來之勢。

詩從眼前的景色寫起，再一筆宕開，追憶起昔年遊覽的情形。“放歌”二字可見當年酣舞狂歌的賞心樂事，如今舊地重遊，恰逢惹愁的高秋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