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這位不光彩的前總統曾在一個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審團面前攻擊過被告。

費爾特曾期望退休後與他美麗的妻子奧德麗·費爾特一起過平靜的生活。可由於在丈夫遭受的調查和指控中承受了過大的壓力，奧德麗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在1981年費爾特獲得了里根總統的赦免，最終擺脫了纏身多年的官司後也沒有好轉。1984年在費爾特出差的時候，她在華盛頓附近的公寓客用浴室裡，用費爾特的點三八左輪手槍自殺了，子彈穿過她的太陽穴。費爾特回到家中才發現了她的屍體。可除了他們的兒子小馬克得知後從附近的住所趕來安慰父親外，費爾特好多年都沒有將妻子自殺的事告訴別人，包括他們的女兒瓊。費爾特只告訴瓊，她母親死於心臟病。就像為了聯邦調查局的聲譽自己承擔政治責任，費爾特又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傷而獨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

三

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聖羅莎第一次見到了費爾特，他與女兒瓊一起生活。瓊是一個單身母親，有三個孩子；　她在大學裡教西班牙語，為生計奔波。在她的家裡，我看到了那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顫抖著，可依然面帶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著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間改造成公寓的車庫裡度過的，這樣可以免於上下樓梯，更方便他到院子裡。費爾特藉助助行器，在一個溫和的斐濟護士的看護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覺得馬克·費爾特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當實習生，1974到1979年我在舊金山任助理聯邦律師，在那期間我主要和聯邦調查局探員們一起工作。這些經歷使我瞭解了司法部裡案件資訊的傳遞過程。根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暢銷書披露的資訊和我對聯邦調查局執法程式的瞭解，我推測只有費爾特有成為“深喉”的動機、手段和機會。

序言（6）

20世紀70年代末，正當我對此深信不疑的時候，繁忙的法律事務和家庭生活使我無暇去證實自己的猜想。

正如我在《名利場》上發表的文章裡所寫，到2002年初時，對“深喉”的猜想變成了我無法擺脫的一個念頭。一個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簡用義大利麵和烤雞招待我們的女兒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學的七個朋友。這些年輕人有的剛從南美度假回來，大家在我們馬林縣的家裡互相講述著自己的探險經歷，那裡能俯瞰到聖拉斐爾山，寧靜宜人。我跟這些年輕人說起了自己父親的故事，他是一名律師，在二戰期間被聯邦調查局派到里約熱內盧執行秘密任務。克里斯蒂的朋友尼克·瓊斯聽到後說，他的祖父也是一名律師，與我父親是同一時期進入聯邦調查局的，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早期，後來在聯邦調查局成就了一番事業。

我問他：“你祖父叫什麼名字？”

尼克說：“你可能聽說過他，他在聯邦調查局的級別很高……叫馬克·費爾特。”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當時我已經認識尼克三年了，他是一個聰明、勤奮有前途的青年。在許多方面都很像年輕時的我。我甚至鼓勵他像我一樣去學習法律。而那個時候他是第一次告訴我他祖父就是我認定的伍德沃德的秘密情報內線，聯邦調查局曾經的頭號人物。

“馬克·費爾特！”我禁不住喊了出來，“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你祖父就是傳說中的那個‘深喉’，你知道嗎？”

尼克平靜地說：“約翰大叔，我很早就聽說了。最近我們開始覺得有可能就是他。”

我又和尼克談了一會他祖父不願公開自己身份的原因……也許是擔心他以前的同事對他會見伍德沃德有看法。我提議說，我當過檢察官，理解他的心情，也許我能打消他的顧慮。我們交談了一會兒後就放下了這個話題繼續與其他人聊。沒想到幾天後，尼克給我打了個電話，說他母親想請我去與馬克談談。我同意了，表示將在那個週日開車去聖羅莎拜訪費爾特一家。

我如約前往，見到了馬克和他女兒瓊·費爾特。瓊是個有魅力的女性，當過演員，後來改行做了教師，辛勤地在兩個教學崗位上同時任教。馬克當時已年近九旬，依然隨和友好。據我所知，馬克從未向他的家人透露過他的秘密身份。我開門見山地談起了“深喉”的歷史貢獻，希望藉此引起他的某種反應。我說到我所認識的一些年輕檢察官十分欽佩“深喉”捍衛聯邦調查局和司法系統榮譽的行為時，注意到他的眼神變得欣慰了，似乎是得到了我的赦免。儘管如此，他仍然緊守自己的秘密。他最後說：“我會考慮你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