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治於人者”。　如今公務員招考，一個錄取名額要有百人甚至千人參加考試拼搏，因為公務員有權管人管錢管物管技術，可以享受制度規定的優於職工的待遇，還享受地區、部門不斷臨時“自主”增添“規定”的優厚收入，還可有灰色收益甚至……還是終身職業鐵飯碗。不能不使人聯想到科舉取士。從未有文章論及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懷報國之志、愛民之心。而這種考試，正缺失了究竟為何從政這最重要的一環，造成似乎還是為了　“黃金屋”、“千盅粟”、“顏如玉”。

現代科技轉化為生產力，需要有高技術的從事操作製造的勞動者，而因為技校是培養“勞力者”的，學業成績好（考分高）的學生絕不願進，進者則是中、高考“淘汰”下來的“落榜生”，培養的人數又比大中專院校少得多，其中真正有高素質能掌握高技術製造工藝者的比例也就更少，就難以滿足高科技生產的需要。也造成我國高新產品設計過硬而工藝往往不過關的窘況。

新“長衫主顧”和“短衣幫”（2）

當前，具體動手操作的技工存在短缺，技工學校畢業生供不應求情況十分突出：以2004年為例，江蘇常州高階技工學校，畢業生只有八百名，而社會對該校畢業生需要卻高達兩千多；江蘇無錫新區七百多家外商獨資企業和合資企業，技工缺口達上萬人；蘇州高新區和工業園區四百多家企業需要中等職業類畢業生約三萬人，而整個蘇州這類學校每年畢業生不到五千人，缺口達兩萬五千人。崑山有家企業甚至願出二十八萬年薪聘高階電焊工。

當然，大中專院校畢業生掌握著專業知識。多數是隻有專業知識而缺乏生產技能，動手能力差，大量的專業知識用不到對口的崗位上。這不僅造成人才浪費，還不斷加大就業壓力。於是專門使用幹部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編制便一再膨脹，兼當“人才倉庫”，讓相當數量無所事事而又有家庭背景或社會關係的“人才”　，讓他們捧著鐵飯碗優裕地“儲存”著，財政支出使一部分人安逸地捧著鐵飯碗，在這個群體體現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那些真正的能者，大都會去“下海”闖天下；而嚮往鐵飯碗的“士”們，專業上真有才能的會有多少呢？

懷當“勞心者”心理的，不僅是大專院校畢業生，竟還傳染給了技校畢業生及其家長。我有位熟人，孩子在中學時學業成績較差，上了技工學校，畢業時找工作，做父親的幫他找到了一家坐落在鄉鎮年銷售額達一二十億元的民營企業，他卻提出要能到這家企業設在城市裡的辦事處坐辦公室，不想下車間當操作工，而當父親的也希望他先到車間過渡半年調到城裡辦事處。可見這種等級意識在國人頭腦裡是何等之廣之深啊！這難道還不可哀嗎？還不足以令人憂慮嗎？

當今企業大都已私有化或股份制，老闆用的人，必須完全要能為他創造付出工資多倍的效益，要想輕易在企業坐辦公室是不可能的，老闆決不會養閒人。想當幹部坐辦公室，眼睛大都盯著財政養著的行政、事業單位。然而財政畢竟包養不下所有院校畢業生，不少懷揣本科文憑又當不了幹部的，沒有到第一線當動手的高技術勞動者的能力，精神還不肯脫下那件破長衫，還要顯示身份高於“短衣幫”，不甘心去當勞力者，於是就孕育了一批新長衫主顧——“窮秀才”甚至“孔乙己”。而大批未來的“長衫主顧”還在現在的中小學中一批一批繼續孕育。

這種觀念，還在促使人事*。當公務員要考試，這招考也可能產生*環節且先不論。吃財政飯的事業單位不用考試，有些當官的要安排自己的子女、親戚，或者行賄者子女，一次又一次借各種理由向編制委員會打報告要求增編，幾道關口互相配合默契，增加的編制，自然層層管事者有份；有了編制，可安排親屬（有的竟將初中都未畢業的子女安排進入文化事業單位，變成幹部性質），也可以化成利益。近幾年多次聽一些進了事業單位的當事人說，安排那份工作花了血本，有的花五六萬元，有的花十來萬。事業編制一增再增，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養了大量閒人，因人事安排引發*也更嚴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強調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筆者以為是正確的。當然，“生產勞動”都應當包含當時的科技進步程度。現代高科技的發展召喚的，應是大量現代“長衫主顧”和“短衣幫”合成的“應知應會”的新型勞動者，他們應既有專業知識又有動手能力。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民接受高等教育幾乎是普及的，他們的大學培養的，大都既是科學人才又是技術能手，是勞動者，博士生導師也是既用腦又動手的雙重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