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塊銅錢大的青痣，跟他夢中所見病和尚胸前的膏藥大小、位置完全符合。病和尚入室，是蒲松齡40歲時對自己出生情境的描繪。古代作家喜歡把自己的出生蒙上一層神奇色彩，李白是母親夢太白金星入懷而生，蒲松齡是父親夢病和尚入室而生。他還解釋：我如此不得志，如此困苦，很可能因為我前世是苦行僧。

苦行僧轉世是蒲松齡在《聊齋自志》裡杜撰的宿命故事。他一生確實相當苦，可以說三苦並存：生活很貧苦；科舉失利很痛苦；創作《聊齋志異》很艱苦。他的苦是和國家苦、民族難聯絡在一起的。蒲松齡，這位字留仙，又字劍臣，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的世界級大作家，始終是下層百姓的一員。

蒲松齡的父親蒲槃本來是讀書人，因為屢考不中，棄儒經商，成為小康之家。蒲松齡青年時代在父親羽翼下安心讀書，跟朋友張篤慶、李希梅、王鹿瞻組成“郢中詩社”，孝婦河泛舟，大明湖遊覽，青雲寺讀書。但好日子沒過多久，25歲時，他分家了。蒲松齡的兩個哥哥是秀才，兩個嫂嫂卻是潑婦，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整天鬧得雞犬不寧。蒲松齡後來能寫出那麼多精彩的潑婦形象，就因為他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家裡鬧得實在不像話，蒲松齡的父親說：“此烏可居耶？”只好給四個兒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給哥哥分走，蒲松齡分了薄田20畝，農場老屋3間，破得連門都沒有。蒲松齡找堂兄借了塊門板，帶著妻子、兒子搬進去。他分到240斤糧食，只夠一家三口吃三個月。

為了養家餬口，蒲松齡開始了長達45年的私塾教師生涯。私塾教師是得不到功名的讀書人謀生的出路，但寄人籬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齡寫的《鬧館》裡的教師和為貴向僱主承諾：我雖然是來教書的，但颳風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學我挑土墊豬圈，來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燒火。簡直成全能僕人了。這當然有點兒誇張，但身份低微的農村私塾教師生活確實艱難，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兩銀子就算不錯。而維持一戶莊稼人最低生活得20兩，這是《紅樓夢》裡劉姥姥算的。

蒲松齡30多歲時，四個孩子陸續出生，父親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婦愁貧”的地步，有時不得不賣文為活，替別人寫文章掙幾個錢，比如說寫封婚書，寫篇祭文，報酬不過是一斗米，或者一隻雞，兩瓶低檔的酒。蒲松齡最犯愁的就是怎樣按時交稅不讓催稅的人登門。當時官吏為了催稅，搞柳泉先生行吟圖方成畫所謂“敲比”，就是把欠稅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時活活打死。蒲松齡為了交稅，要賣掉缸底的存糧，賣掉妻子織的布，甚至賣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麼穀穗不直接長銀子？蒲松齡多次寫自己的貧困。有首詩寫他看到市上賣青魚，很想吃，但是沒錢，只好“安分忘饞嚼”。青魚很便宜，是屬於平民階層消費的，但是蒲松齡吃不起。他的《日中飯》寫全家沒有乾糧吃，煮了鍋麥粥，幾個兒子搶起來，大兒子先把勺子搶到手裡，到鍋底撈稠的；二兒子拿著碗叫著吵著跟哥哥搶；三兒子剛會走路，翻盆倒碗像餓鷹；小女兒站在一邊可憐巴巴看著父親。蒲松齡有首詞《甲寅辭灶作》，寫“到手金錢，如火燎毛”，一烘而盡，除夕祭灶，連肉都沒有，他懇請灶王爺不要因為祭神不豐到天上說壞話，風趣地說：灶王爺看不過去，就請上帝賜給萬鍾粟、萬兩金，一家老小活得光鮮，祭神也有錢，豈不兩相便宜？他的《除日祭窮神文》說：“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偏把我的門兒進？……我就是你貼身的家丁，護駕的將軍，也該放假寬限施恩。你為何步步把我跟，時時不離身，鰾粘膠合，卻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苦行僧”蒲松齡（2）

在古代大作家裡，蒲松齡的平民特點很突出，貧困使他和下層百姓同命運，共呼吸，使他對吏治黑暗有深刻認識。

“文窮而後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蒲松齡40歲那年，《聊齋志異》初步成書，蒲松齡寫了《聊齋自志》敘述創作過程。

《聊齋志異》初步成書這一年，蒲松齡到王村西鋪畢家坐館，設帳於綽然堂。東家畢際有是知州，蒲松齡尊稱“刺史”，畢際有的父親畢自嚴是明代尚書，也叫“白陽尚書”，畢家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畢家甲第如雲，家裡有專門供尚書大人晾官服的“振衣閣”，有藏書豐富的“萬卷樓”，還有個佔地三畝、花木繁盛的石隱園。畢際有和地方大員、世家大族都聯絡有親。蒲松齡教書之餘，還要代畢際有應酬賀吊，接待賓客，代寫信札，但賓主融洽，待遇也較好。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