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夢》寫畢怡庵忻慕、嚮往《聊齋志異》中的青鳳：“恨不能一遇。”果然在夢中遇狐，極盡繾綣、怡

狐夢

遊。小說夢中有夢，奇幻詭異，作者偏偏在篇首鑿鑿有據地說“餘友畢怡庵……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夢中遇狐。篇末又確切地說：“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餘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作者以半真半假的筆墨，造成一種真幻相生的藝術境界。

查《淄川畢氏世譜》，根本沒有一個號曰“怡庵”者，作者說他乃刺史公之侄，當為畢氏族人。“刺史公”指蒲松齡東家畢際有，字載積。《聊齋志異》中《五羖大夫》和《鴝鵒》篇末題“畢載積先生志”或“畢載積先生記”。畢際有夫人王氏是王士禎的從姑母，是小說愛好者。喜歡晚上坐在廳房裡，沏上茶水，讓孩子們念野史。畢家子弟，都喜歡談鬼說狐。《狐夢》中狐女說：“曩有姊行，與君家叔兄，臨別已產二女。”就是拿畢家子弟開玩笑。學術界有人推斷在書中被取笑的“叔兄”就是聊齋先生的少東家畢盛鉅。真真假假的人物、地點、時間，常常是蒲松齡誘人深信其故事的迷霧。《狐夢》讓畢怡庵因慕狐仙而夢狐仙，又受狐仙之託，要求聊齋作傳，以便“千載下人愛憶如君者”。煞有介事，妙趣橫生，其實不過是作者自己做“廣告”。

“狐幻矣；狐夢更幻；狐夢幻矣，以為非夢，更幻。”（何垠評語）《狐夢》融狐仙和夢幻於一爐，極盡幽默風趣之能事，喜劇氣氛洋溢全篇，雖然是夢，是幻，卻有十分濃郁的生活氣息。

小說開頭說畢怡庵“倜儻不群，豪縱自喜。貎豐肥，多髭”。似乎是平常的敘述語言，實際上把敘述語言與作者評價有機地粘合。這種語式源自於《史記》。蒲松齡更以其驚人的才華，在開宗明義的人物介紹中，埋藏了故事發展的引線和人物個性的基調。正因為“倜儻”，畢怡庵才會在夢中先對“風雅猶存”的狐婦“投以嘲謔”，又對“曠世無匹”的狐女“款曲備至”。正因為他“豪縱”，才會“連舉數觥”，醺醺大醉，才會口沒遮攔地將自己的豔遇告訴他人。又因為畢怡庵的體貌豐肥而多髭，小說中才敷衍出“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等妙不可言的閨房戲語。因而，畢怡庵雖不是《狐夢》中最生動的人物，他的個性乃至體貌卻起重要作用。

“點綴小女子閨房戲謔，都成雋語，且逼真。”（馮鎮巒評語）畢怡庵夢中遇狐仙，狐仙的姐妹想跟他見面，又怕他舉動粗魯，就邀請他夢中相見，於是有了夢中之夢。這夢中之夢，畢怡庵與狐女聚飲，就像《紅樓夢》大觀園酒宴一樣有趣。幾位狐女年紀相近，相貌相似，同中存異，曲盡變化，個個逼真活跳。大姊是筵主，溫文爾雅，初露一面，不著一語，“斂衽稱賀已”。

當二姐取笑時，是她提醒：“新郎在側，直爾憨跳。”四妹的貓兒戛然而鳴，仍是大姊提醒“尚不拋卻，抱走蚤蝨矣”。時時處處顯示出當家理事、顧全體面的身份。二姊開口解頤，豪爽調皮，一見三娘就以“妹子已破瓜矣”、“刺破小吻”戲謔，唐突地說畢怡庵“肥膝耐坐”，近於尖刻地嘲笑三娘“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二姊的話語是調笑型，帶挑刺意味。二姊與大姊兩人，一個處處為他人斡旋，一個時時揶揄他人，一個出語溫和，一個開口潑辣，剛柔相形，格外鮮明。四妹在筵中未發一語，卻用她抱來的貓兒畫龍點睛體現了她聰慧頑皮的個性：貓至畢怡庵時輒鳴，害畢怡庵“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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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妙無窮寫夢幻（2）

三孃的個性更是活靈活現，作者在她露面時加以“態度嫻婉”的考語。她對畢怡庵和順溫柔，邀畢赴宴時謙恭地說：“勞君久伺。”對二姊的諧謔，只以沉默對待，“以白眼視之”。畢怡庵豪飲時，她忙提醒：“勿為奸人所弄。”二孃挖苦她“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正是對三孃的賢淑秉性的確切評價。《狐夢》寫的四個狐女，或嫻雅，或豪放，或溫順，或狡黠，她們的嬌憨聰慧，惟妙惟肖。人物外貌裝飾也和個性十分協調，如二孃“淡妝絕美”，同她的灑脫十分合拍；四孃的“雛發未燥，而豔媚入骨”，同她的孩子氣惡作劇一致。四位狐女實際上是現實社會中少女的寫照。

評論家喜歡對《紅樓夢》中的飲酒器具津津樂道，《狐夢》中的飲酒器具不僅較紅樓毫不遜色，更有幻異奇妙的特殊意味。大姊“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鬥之多”。等畢怡庵喝完後，那髻原來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