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中可能看到當年爭取吳佩孚的一些情況。

維連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電報中說：“中國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吳佩孚將軍，他掌握著軍隊、財政、交通以及內政部，南方多數省份現在投靠了吳佩孚，其結果是孫逸仙政府幾乎徹底垮臺，經我們中國朋友長時間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吳佩孚的邀請訪問了他的大本營，進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談話，最後吳佩孚委託我轉交給俄國武裝力量領導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談到俄中在遠東任務的一致性問題。我認為這是中國和蘇俄之間簽訂軍事政治協議的出發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第97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這裡說的“孫逸仙政府幾乎徹底垮臺”，指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反對孫中山的軍事叛亂。“中國朋友長時間做工作”，大約就是李大釗透過白堅武做的工作。

越飛在給吳佩孚的一封談他本人來中國談判的使命的長信中，這樣稱頌吳佩孚：

俄國人民一直密切注視著中國人民為從政治上和組織上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進行的民族鬥爭。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老練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智慧集於一身。（同上書，第99頁）

從這些檔案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共產國際有一個頗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吳佩孚和孫中山這彼此懷有甚深敵意的兩個人攜手合作。派克斯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

吳佩孚認為同蘇俄簽訂協議是他取得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我試圖說服他轉向國民黨，同孫逸仙和解，現在還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後半部分他斷然拒絕。昨天內務總長孫丹林（吳佩孚安排的人）來訪，讓我相信他能防止吳佩孚同孫逸仙發生衝突。（同上書，第98頁）

1922年8月25日越飛從北京發給加拉罕並呈送斯大林的電報中說：

（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裡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他受到最高禮遇，包括軍事禮遇。吳佩孚及其政治顧問宣稱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見，都說自己親俄。吳佩孚給我寄來一張照片，並作了以下宣告：

1。不值得與現時的中國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將在七至十天內被他們驅散。顧維鈞外長是親英分子，但鑑於他很老練，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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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二）（2）

2。孫逸仙是中國的思想領袖，吳佩孚是軍事領袖，兩人聯合後將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現在他們在進行談判，希望他們達成協議，孫將任共和國總統，並親自兼任軍事部長和總司令。（下略）（同上書，第107頁）

引文末句或有錯字。想來原意是：吳任軍事部長和總司令。

這裡說的孫吳二人在進行談判。確實有這事。1922年8月30日越飛給加拉罕的電報，通報他的信使從孫中山那裡回來的情況，其中有這樣一句：“他（指孫中山）談了他同吳佩孚談判的情況”（同上書，第113頁）。在俄國，當然是極希望促成孫、吳的合作。1922年9月18日越飛給吳佩孚的信中說：

我個人覺得，只有您與孫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夠使中國擺脫嚴峻局面和建立統一而獨立的中國的政府。這個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國的全面支援。（同上書，第132頁）

可是俄國想讓這兩個人合作的願望是太不現實了。1922年11月2日孫中山給越飛的信中說：

從我們最近一次交換信函時起，我就同吳佩孚進行了接觸，試圖弄清在統一中國和建立強大而穩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遺憾，我不得不指出，與他打交道確實很困難。我所掌握的情報使我認定，他現在對我的態度實際上很強硬。（同上書，第144頁）

促使孫吳聯合的主張沒有成功。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有一段文章說到了這事：

當時中國共產黨確有一種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以現今共產主義叛徒陳獨秀做代表，他當時對於吳佩孚確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謂“孫吳聯合”的主張。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確是同意此種主張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頁）

鄧中夏當時是中共中央委員，竟也不知促使孫吳聯合是共產國際的主張，而以為是陳獨秀提出來的機會主義的主張，也可見這事是在嚴格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