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包括波羅的海三國中，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因為這些國家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參加過少先隊，戴過紅領巾。他們入隊的時候，必須在莫羅佐夫的銅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銅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則每所中學校都有），給他戴上紅領巾，然後齊聲高唱隊歌，隊歌中有句歌詞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看齊！”少先隊每次活動的時候唱隊歌，也要唱“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看齊”，所以他們從小便記住了他的名字。

蘇聯對莫羅佐夫的宣傳超過對任何人的宣傳，甚至超過對斯大林的宣傳。不知有多少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多少詩人為他唱讚歌，多少畫家為他作畫，就連明信片、郵票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連斯大林也沒有享受過如此的殊榮。我就沒聽說過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蘇聯《星火》畫報上看到過一幅畫，一位少先隊員站在屋子當中，昂首挺胸，面對仰倒在椅子上的白鬍子老頭，老頭左邊坐著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這幅油畫是1952年全蘇美展獲獎作品，畫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術館。我不明白畫的意思，便去問蘇聯老師。她告訴我少先隊員是蘇聯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農業集體化時告發父親，左手托腮的是他父親，白鬍子老頭是他祖父。我記住了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告發老子的少年英雄。

藍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齊！”（二）

帕夫利克生在烏拉爾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於原始林區，居民多數是沙皇時代從白俄羅斯遷移過來的農民。這裡地廣人稀，只要辛勤勞動，要開墾多少耕地就能開墾多少。莫羅佐夫一家有三個壯勞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謝爾蓋、叔父伊萬和父親特羅菲姆。伊萬和特羅菲姆後來各自成家，在農業集體化之前，大家日子過得不錯。但他們沒有文化，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只想著“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特羅菲姆娶塔季揚娜為妻，帕夫利克是他們的頭一個孩子。1932年，烏拉爾農業集體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歲，進入村裡剛開辦的小學，告發了父親特羅菲姆。特羅菲姆內戰時期參加過紅軍，為捍衛蘇維埃政權流過血。復員後三次被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子裡人緣很好。帕夫利克因告發父親成了英雄。記載帕夫利克英雄事蹟的書多如牛毛，但內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這年春天向蘇聯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父親，說父親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幫助蘇聯建設共產主義。告發三四天後特羅菲姆被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後來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費佳被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佈為英雄。從此蘇聯兒童便在課堂上學習帕夫利克英勇的鬥爭精神，以他為榜樣，也向蘇維埃政權告發家裡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們變成敵人的話。

真實的情況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鬧翻了。鄰居們說塔季揚娜是邋遢女人，屋裡髒得下不了腳，她從不打掃。特羅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幾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羅菲姆一怒之下，離家出走，跟別的女人過去了。這在那時的農村是極其平常的事。父親離家後，餵馬養牛，清除牛棚馬圈，準備過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親幫不上忙，弟弟們年紀又太小。沒有父親帕夫利克無法應付。他母親想，只有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他才會回心轉意。五十年後，當年的鄉村女教師卡賓娜回憶道：“母親慫恿兒子告密。她是個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氣，結果丈夫把她拋棄了。她唆使兒子告密，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學同學說得更乾脆：“特羅菲姆不離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會告密，也不會被殺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當時不能這樣寫。”

帕夫利克告發父親什麼呢？烏克蘭和庫班農業集體化後，大批“富農”流放到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這裡緊靠西伯利亞，氣候異常寒冷，冬天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們想離開，返回故土或到氣候溫和的地方去，但沒有村蘇維埃的證件寸步難行。作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特羅菲姆便偷偷給他們開證件，幫他們離開。這批“富農”是被武裝人員趕出家門，什麼東西都沒帶出，便被押解到這裡來的。很多人倒斃在路上。把他們趕到原始林區就是讓他們自生自滅。這些“富農”都是勤勞農民，種田能手。他們可能貪婪，但絕不是懶漢。他們忙不過來的時候僱工，但不會虧待僱工。他們知道，如果虧待僱工，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