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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營救牛蘭（2）

從另外的資料中可以知道，這次宴請的日期是1932年7月10日。

營救的結果，據《佐爾格的一生》書中說：

這兩位送錢的德國共產黨黨員圓滿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艱鉅任務，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了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收到錢後，立即開始實施他的計劃。他成功地用這筆錢賄賂了國民黨政府內的有關人員。1932年6月，魯格夫婦獲釋。並被允許離開了中國。（第70頁）

這就與事實完全不符了。這是蔣介石直接過問的要案，不論多少美元行賄都不可能成功。牛蘭夫婦是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才趁機出獄的。這些都是後話了。

宋慶齡營救牛蘭最重要的一次行動，任何他人也無法代替她的行動，是她親自出面同蔣介石本人談判：中國釋放牛蘭夫婦，蘇聯遣送蔣經國回國。當年前往蘇聯留學的蔣經國，這時已經是蘇聯手中的人質了。顯然，只有蘇聯最高層（或者說，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這種交換高階人質的決定，才能出動宋慶齡這樣高階的談判代表。這也可以看出蘇聯方面是如何看重牛蘭這一要員了。中國方面也同樣看重牛蘭這一要犯。前引楊天石書中有蔣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記：

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慾強餘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餘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餘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第370頁）

在這本書裡，作者楊天石講了他對這事的看法：

以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這一主意顯然來自莫斯科。牛蘭夫婦被捕後，莫斯科不僅動員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出面營救，而且願意以蔣經國交換，這一事實說明牛蘭夫婦在共產國際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一條件透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係。有材料說，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這是可能的。（第374頁）

外國名流的抗議電報，潘漢年左爾格的秘密計劃，以蔣經國作交換的提議，所有這些都沒有達到營救牛蘭的目的。宋慶齡又採取了一項新的行動。據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說，“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第292頁）這事在楊天石的書中是這樣說的：“1932年7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審訊牛蘭。7月2日，牛蘭以絕食相抗。11日，宋慶齡偕同牛蘭夫婦的辯護律師陳瑛意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視牛蘭夫婦，勸他們進食。同日，與蔡元培、楊杏佛、斯諾等組織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宋慶齡任主席。”（第375頁）《中國論壇》的編者伊羅生（英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草鞋腳》的編譯者）也以國際援救牛蘭委員會代表的名義多次探監。

據我看來，五個月之後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實際上就是由這“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擴大改建的。除了原來營救委員會的成員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員之外，還儘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這一組織的分量。除了仍舊把營救牛蘭夫婦作為實際上的首要任務之外，還加上了營救其他###的任務，加上維護一般人權的口號，以爭取更多的同盟者。我這看法有一個有趣的旁證。在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列舉了參加“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名單，其中包括魯迅和胡適（第292頁）。可是人們都知道，這兩人都沒有參加牛蘭救援委員會，他們只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愛潑斯坦是把這兩個團體混為一談了，可見在他的心目中，這是一回事。還可以注意的一點是：在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之後，營救牛蘭的活動即以同盟的名義進行，不再以營救委員會的名義進行了。

（注：本篇是《關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幾件事》一文的第二節。這篇全文見《魯迅回憶錄正誤》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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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齊！”（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國少年的名字，姓莫羅佐夫。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何許人，恐怕中國讀者沒人知道。但在俄國和現已獨立的前蘇聯各加盟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