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淺、拙劣，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高爾基寫道：“如果寫得巧妙，表現出莫羅佐夫所具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英雄行為對少先隊員會產生極大的社會教育意義。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會明白，如果親屬變成人民的敵人，那他就不是親屬了，只是敵人，沒有寬恕他的任何理由。”高爾基接著寫道：“讀者讀完這本書會說，這是瞎編的，並且編得不高明。罕見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雞圈門把手一樣……”一個月後，中央各大報刊載了高爾基寫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錄其中的一段：“與破壞分子——雜草和小偷小摸人的鬥爭，教會孩子們與兩條腿的大傢伙們鬥爭。這裡我要提到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功績，這個孩子明白，有血緣關係的人，完全能夠成為精神上的敵人，而對這種人決不能寬恕。”

斯大林用高爾基的嘴宣佈，現在主要的任務是監視和揭發家庭中的破壞分子，兩條腿的大傢伙，這個光榮的任務落到孩子身上。現今蘇聯的頭號英雄已經不是為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對他的懷念不應消失，”高爾基聲稱，“應當為這位小英雄建立紀念碑，我堅信紀念碑必將建成。”高爾基的信心未必來源於自身，因為決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紀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準備建立在紅場入口處，後來不知為何改建在了較為偏僻的街區。

蘇聯作家協會代表大會期間，再次提出莫羅佐夫的問題。高爾基提醒作家們注意：“新人的成長特別鮮明地表現在孩子們身上。”作家馬爾夏克做完兒童文學的副報告之後，由少先隊員向作家們致辭。我看到過一篇速記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亞兒童的致辭：“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說得對，應當給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樹立紀念碑。我們少先隊員們，一定要做到。我們相信，全國都會支援我們。值得為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樹立紀念碑。你們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國家為孩子樹立的紀念碑嗎？我們這裡有幾千個這樣的紀念碑。”有幾千個因告密而被殺害的少先隊員？小姑娘大概誇大了數字。《共青團真理報》報道，作家們當場捐款，高爾基帶頭捐了五百盧布，作協主席團成員跟著捐款，接下來便是作家們了。報紙沒有報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盧布。

作家們（文藝工作者）開始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謳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舉蘇聯著名導演愛森斯坦為例。愛森斯坦1925年拍攝的《戰艦波將金號》是蘇聯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國全國電影評議會選為“世界電影佳作”的第三名。這位大導演決心表現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蹟，一時卻不知從何處入手。他終於在俄國作家屠格涅夫那裡找到靈感，把《獵人筆記》中的《白淨草原》作為展開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寫了五個孩子嗎？其中有兩個還叫帕維爾和費佳呢。要表現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現富農如何兇狠。要表現富農兇狠，還得表現他們的對立面對他們如何殘酷鎮壓。徵糧隊帶著武裝人員到處搜尋富農藏匿的糧食，掀翻屋頂，挖開墳墓，把家裡翻個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藝術家把農業集體化表現得血腥味太重了，違背了布林什維克政權的宣傳政策。電影拍好後審查機構沒有透過，愛森斯坦本人受到嚴厲的批判，從此一蹶不振。後來他又拍攝過幾部歷史題材的影片，但始終未能重獲斯大林的歡心。

藍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齊！”（五）（1）

把帕夫利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計謀。告密行為從兒童培養起，他們長大成人後，告密便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為個人利益誣告他人是一種卑鄙的行為，在哪個社會都為正派人所不齒。人應當保持獨立人格，有正義感、榮譽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隱私權。但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這些道德觀連一點影兒都沒有。布林什維克政權把人類這些高尚品德統統歸入資產階級道德或封建社會道德的範疇。認為人道主義、平等和博愛都是資本主義虛假的宣傳，蘇聯不需要這些騙人的把戲。斯大林要建立蘇聯的新道德，一種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蘇聯政權公開提倡告密，把告密視為光榮的行為，儘管很多人仍堅持全人類共同遵循的道德觀念，不肯接受這種東西。蘇聯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權的需要。布林什維克奪取政權後，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鎮壓，人民處於驚恐之中，與此同時，生活水平直線下降，人民對政權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為了鞏固政權，必須把這種不滿情緒壓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緒，僅靠克格勃等機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全體人民動員起來，一起揭發具有不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