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說，“甚至比許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社會革命黨人刺殺他，是這一場革命題中應有之義。小說在寫了這一場刺殺之後，還提到了這樣一個細節：謝爾蓋的妻子向當皇后的妹妹為刺客求情，她說：“我將終生感謝卡利亞耶夫，我知道，他冒著生命危險，曾經三次跑到馬車前面，但沒有投炸彈，因為看見我和孩子們坐在馬車裡……這種高尚行為促使我請求你們寬恕這個年輕人。”可是皇后不能欣賞這種高尚行為。卡利亞耶夫被絞死了。

如果說，尼古拉二世的十年獨裁專制已經足以激起這一場革命，那麼，1905年拉斯普京被引進皇室，就使得情況更加速惡化了。他先是成了皇后的親信，再透過皇后影響沙皇，直到可以干預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大臣的任免，權傾一時。宮廷裡昏天黑地的腐敗，可以隨便舉幾個小例，1915年秋天，這時已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間，俄國正作為協約國之一同德國交戰，皇后卻要拉斯普京幫她悄悄把一大筆款子轉入德國。一個小報記者勒熱夫斯基，因為拉斯普京的關係當上了紅十字協會的全權代表，享有在首都火車站倒賣急用車皮的權力，前方急需的榴彈炮也可以等一等，車皮要讓給喬治·博爾曼公司運送巧克力！他這樣做當然大有甜頭。有人在他家的衛生間裡發現，一個暗櫃裡藏了不少錢，還有一火柴盒沒有加工的鑽石。普羅託波波夫被拉斯普京安排出任內務大臣，做官可是要本錢的，他去向猶太商人借十五萬盧布：“只要我當上大臣，就馬上還，全部還清，甚至可以提高利率！”他當上了，覲見沙皇，沙皇問：“您已經參觀過我夫人的醫院啦？您覺著怎樣？”新任大臣馬上明白：即算自己沒有褲子穿，也得把十萬盧布奉獻皇后。一個和拉斯普京關係很深的猶太冒險家犯了事，沙皇特地給司法大臣下了一道聖旨：“我命令您停辦馬努伊洛夫的案子，不要把他送交法庭。”司法大臣當然無力抗旨，他感慨說：“如果事情鬧到要斬斷我伸向暴露無遺的刑事犯的手的地步，這就意味著，帝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他們也預感到來日無多了吧，他們也懷著對於日漸逼近的電閃雷鳴的恐懼。正像一句名言所說的那樣：當他害怕的時候，他是可怕的。“俄國盛產名牌避雷器——絞刑架。”對此，小說作了這樣的描寫：“整個冬季都在###圍剿，到處審判，法官們急不可待地對‘暴民’處以絞刑、槍決和焚燒。監獄人滿為患。囚徒們甚至被殺死在牢房裡。步槍從牢門的監視孔中伸進去，人緊貼牆站著，子彈就像釘子一樣，把人釘在牆上。”

朱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讀皮庫利的歷史小說《邪惡勢力》（2）

在這裡，關鍵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在皇后眼裡，他是神人，是上帝的代表，他的譫語和夢囈，都是必須遵行的神諭。這事是怎樣發生的呢？小說的作者有這樣的議論：“大地上永遠存在造神工廠……在期待神靈顯聖的地方。邏輯思路已經變得不可思議，一切健全的意識都成為有害的東西。皇后認為僧侶、香客和瘋修士是俄國人民中的精華。教會的主教中（是的！）也有具有哲學頭腦的卓越人才。然而皇后恰恰不需要他們。如果瘋狂的號叫更像神的啟示，那又何必傾聽凡人的明明白白的話語呢？”於是，拉斯普京應運而生。“假如不是腐敗細菌大量繁殖的環境幫助拉斯普京，他也形成不了拉斯普京現象。”

沙皇的堂叔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大公是個著作不少的歷史學家，他以一個史學家的敏感和皇族的近距離觀察這一切，他在日記裡寫下了自己的思考：“不可調和的社會主義的萌芽不斷成長壯大，一想到發生在涅瓦河畔與皇村裡的種種事情——拉斯普京之流……形形色色的德國佬，以及與他們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的俄國人——內心裡便感到一陣恐怖。”作為皇室的一個成員，向沙皇進了最後一次忠告。這一封可說是直言極諫的奏摺中說：“你信賴皇后，這可以理解。然而她所說的一切，都是對事實的巧妙歪曲……不要再聽信她的枕邊風了……你正處於新的動盪時代的前夜。我要進一步說——是崩潰時代的前夜。”他原來想，沙皇看完奏摺就會把他逮捕起來，結果情況並沒有這麼嚴重，只不過派特務盯梢而已。

盯梢發出危險警告的人，或者乾脆把報警者抓起來，並不能阻止危局的出現。在前線，俄軍在撤退；在後方，食品在漲價。對此，小說作了概括的描寫：“不僅沒有劈柴，也沒有面粉、肥皂和黃油，煤油也很少運來。歷史上俄國第一次知道何謂票證（糖有特製的券）。食品店從夜裡便排起長龍。”看到這情況，大工廠主普梯洛夫無限憂心地說：“沙皇政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