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趕來坐鎮，為大會組織者柯切托夫等打手助威。一位會議的參加者回憶道：“左琴科站在主席臺上激憤地說：‘你們要我怎麼樣？你們要我承認我是敗類、流氓、膽小鬼？我是獲得過幾枚喬治十字勳章的俄國軍官，我並不像《決議》裡所說的逃出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我在城裡同其他人一樣在樓頂上值勤，撲滅燃燒彈，直到讓我和其他人一起疏散……我的文學生涯結束了，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去吧。’說完從臺上下來，向大門走去。大廳裡一片死寂，很多人低下頭，不敢互視。這時主席臺上響起西蒙諾夫的聲音：‘左琴科同志譁眾取寵。’接著又講一些極為嚴厲的話。”（《作家逸聞》）左琴科可能沒聽見西蒙諾夫的話，但大廳裡的人聽見了。他們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作家竟如此缺乏同情心。可西蒙諾夫能不那麼講嗎？1946年，帕斯捷爾納克把小說《日瓦戈醫生》的手稿交給《新世界》編輯部，希望在該雜誌上發表。西蒙諾夫沒有理解小說的意義，拒絕發表，還寫了一封編輯部致作者的信。這封信在全國圍剿帕斯捷爾納克的1958年發表：“您的精神是仇恨社會主義，小說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動觀點，即對我國的看法，首先是對十月革命頭十年的看法，說明十月革命是個錯誤，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無法挽回的災難。”信由西蒙諾夫起草，費定等四位編委簽名。如果西蒙諾夫刪去小說中礙眼的地方，在《新世界》上發表，帕斯捷爾納克便可免去一場浩劫。西蒙諾夫拒絕發表《日瓦戈醫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新世界》1956年分三期（8—10期）發表了杜金採夫的《不單是靠麵包》，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一個月後，1956年11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把匈牙利人民起來反對拉科西的獨裁統治和在匈牙利的蘇聯人的蠻橫無理同裴多菲俱樂部聯絡在一起，擔心支援《不單是靠麵包》的作家會在蘇聯組成類似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必須壓制下去。西蒙諾夫嚇壞了，不久便被撤銷《新世界》主編的職務。1958年發表編輯部致帕斯捷爾納克的信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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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時代的弄潮兒西蒙諾夫（7）

西蒙諾夫最為人詬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義運動中的惡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納吉賓在談到西蒙諾夫時，都直率地指出這一點。中國讀者對雷巴科夫並不陌生，他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20世紀80年代初介紹到中國來，曾風行一時。他在《小說體回憶錄》中寫道：“……西蒙諾夫登上大會講壇（指1949年2月18日莫斯科劇作家和劇評家會議）說了許多極為惡劣的話：‘……充滿卑鄙的惡意和恬不知恥的狂妄，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藝術寡廉鮮恥的敵人……打擊先進的劇作家。’他所重複的這些話令我噁心。經歷過鎮壓年代的我，覺得他下面的這幾句話格外可怕：‘這些反對愛國主義的劇評家活動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們正是一個集團。’難道西蒙諾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傳罪’條款才能這樣定罪，要判十年勞改，按‘建立並參加反革命組織罪’條款定罪，要判死刑？這是從西蒙諾夫嘴裡說出來的，就是從那位勇敢的戰地記者，那位寫出過《等著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記得斯摩稜斯克的道路》的詩人嘴裡說出來的。”雷巴科夫對西蒙諾夫做了總的評價：“西蒙諾夫是從文學進入黨和政治的，戰爭和蘇聯時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為這個時代效勞，不亞於索弗隆諾夫和格里巴喬夫。不同的僅是他是知識分子，是有教養的宮廷顯貴，不是黨棍。多年的記者生涯使他養成平易近人的作風。他不僅是公民詩人，也是抒情詩人。御座周圍需要這樣的人，這一點斯大林心裡明白。現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諾夫仍不能置身於權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奧林匹斯山頂。斯大林在世時他為這個體制效勞，斯大林不在了，也沒有與其相匹敵的人物，他仍為這個體制效勞，西蒙諾夫決不允許觸及政府官吏所維護的體制。”

納吉賓的短篇小說20世紀50年代便介紹到中國來，80年代翻譯得更多，他在中國也不算陌生。1979年8月29日，西蒙諾夫去世的次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西蒙諾夫被認為文學所的第二名詩人。他身材修長，體格健壯，充滿自信，是一名優秀的網球運動員。大家對他期望很高，他也不負眾望。我對他的欽慕與日俱增。我喜歡他的第一個寫愛情的劇本，喜歡他同美女謝羅娃的風流韻事，喜歡他的許多詩，特別是《等著我吧》。喜歡他的舉止大方，他的不畏懼死亡的勇敢。我不嫉妒他，而是由衷地欽慕他，為他每次獲獎感到欣慰。然而戰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