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寫成的。其中教誨的議論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衝突。一切成就歸功於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長，作家彷彿收不住筆。如果刪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響人物的刻畫和情節的發展。

當時我們爭論的焦點是：巴特曼諾夫的“嚴厲的愛”對不對？他為什麼動不動就訓斥下屬？他訓斥阿列克塞時，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駁還報以微笑？他只關心如何完成任務而不關心周圍的人。黨委書記則是作為他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他的作用是儘量沖淡巴特曼諾夫所製造的緊張氣氛。這是否是作者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諾夫身邊的一個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銘心思念的妻子為什麼最終也沒在書中露面，作者是否太殘忍了一點？我們當時相當自以為是，認為問題提得深刻。在討論中努力“正確”理解巴特曼諾夫，對他“嚴厲的愛”找出各式各樣的解釋理由。現在看來，是多麼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現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寫的紀實小說《車廂》後，人們才知道《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諾夫和澤爾肯德外，從總工程師別裡捷和副總工程師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長、各處主任、所有工程師和工人，通通是勞改犯。作者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勞改犯。西蒙諾夫在1966年為《車廂》所作的序中寫道：“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中隻字未提勞改營，隻字未提國家所急需的那條橫貫遠東的輸油管道，不僅是戰時自由人的手鋪設的，也是勞改犯的手鋪設的。”接著他解釋“作者為什麼沒寫出這項工程的全部真相，因為那時公佈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們知道巴特曼諾夫是勞改營的長官，我們的爭論便多餘了。也怪我們閱讀時不仔細，其實巴特曼諾夫一登場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長身著軍服……他全身上下——從雪白的領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閃閃發光。”這正是內務部的軍裝。小說先在《遠東》雜誌上發表，後才在《新世界》上發表。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讓他根據《新世界》編輯部的意見做重大刪改。作者保留了巴特曼諾夫的軍服是為“點題”呢，還是匆忙中忘記刪去呢？

按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車廂》在前，《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在後。先把罪犯用火車押解到遠東，勞改犯才在遠東鋪設輸油管道。但《車廂》比《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時，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藍英年：去遠離莫斯科的……勞改營——從《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到《車廂》（2）

《車廂》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裡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傾訴，由妻子整理成書。他說：“也許為擺脫壓得我喘不過氣的重負。我確信我近來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萬一我無法痊癒，我的經歷便會隨我而去。妻子和孩子們便將從別人嘴裡知道有關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別人的嘴是多麼惡毒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難瞑目。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無辜的人被逮捕。不經審判便判處徒刑，把他們從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亞和遠東。《車廂》所寫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車中的一節車廂裡發生的事。關押在這節車廂裡的有盜匪、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書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師沃洛佳、繪圖員科利亞、掏糞工斯捷潘、歌唱演員彼得羅、慣盜伊戈爾、廠長亞歷山大、列寧格勒區檢察官費奧多爾和黨務活動家濟明。作者透過這些犯人的離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現出20世紀30年代蘇聯社會的嚴峻現實。西蒙諾夫寫道：“我讀小說時，不能也無法忘記，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樣，十九歲時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現在遠東，他所經歷的一切同米佳一樣。”可以說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歲，在莫斯科一家工廠做工，同時在戲劇學院學習。他精力充沛，工作學習兩不誤。未來充滿陽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瑪莎滑冰滑到冰場關門。就在這天夜裡米佳被捕了。偵察員指控他對基洛夫遇刺無動於衷。彷彿他幸災樂禍，對基洛夫案件的審訊的公正表示懷疑，對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們明白你在這些日子裡心情多麼沉重”這句話做了不正確的解釋。這當然是無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親曾在基洛夫領導下工作，對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親影響從小熱愛基洛夫，怎麼會幸災樂禍呢？他同偵察員吵起來，偵察員掏出手槍對準他的臉，叫他冷靜，並告訴他有人告發了他，如他能告發別人，幫助安全部門清除敵人，可減輕他的罪行。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