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侮辱呢？“從安東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拼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劉順元心裡又嘀咕開了：‘他們把這些東西都運走，東北的工業基礎不就破壞了？’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裡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素！’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裡，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麼紅軍？是混蛋！’”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中國婦女，搶劫財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為對此表示憤慨而被劃成右派的。“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的傷害，東北所有的機器裝置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這不是強盜行徑又是什麼？“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師哲《我的一生》第302頁、306頁）高崗是1949年7月陪同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向斯大林反映蘇軍在東北的劣跡的，在中共極需蘇聯支援的形勢下，只能輕描淡寫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見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崗反映的嚴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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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誰歪曲歷史（3）

劉順元到達旅大後，發現“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旅大的行政權名義上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仍為蘇聯軍隊所佔領。這裡的行政、防務、金融、海關，甚至報紙、廣播，全由蘇軍控制和監督”。雖成立了中國關東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聽蘇聯人的，稍有不遜，便被扣上反蘇帽子。蘇軍司令部遇事從不派人到關東行政公署同中國人商議，而是把公署的官員召到司令部去訓話。“訓話時蘇聯人高高坐在臺上，關東公署的中國官員坐在臺下。蘇聯人要中國官員回答問題或彙報時，中國官員必須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先說一聲：‘報告，我是關東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劉順元心裡想：“這不是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的一套嗎？”蘇方制定的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蘇方為抵制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6月初到大連視察，“宣佈立即進行貨幣改革，並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這5天內完成”。劉順元向斯大林親自任命的蘇軍最高司令官梅尼茲柯夫（應譯為梅列茨科夫）陳述貨幣改革的利害：“採取這種辦法，一下子就會把旅大經濟活動搞死了，工廠沒有流動資金，資本家也會恐慌起來。”梅蠻橫地說：“我們管不了這些。”劉順元要求寬限幾天，以便收購一些糧食，現在倉庫裡存糧不多了。梅一句話也聽不進去，說：“必須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從梅的堅決態度上來看，梅是在執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戰前才從監獄裡放出來，知道如何執行斯大林的指示。由於劉順元一再同蘇軍抗爭，被蘇軍趕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彙報，趕走劉順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決定。所以斯大林記住了劉順元的名字。劉少奇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用。我希望今後中蘇合作中，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這便是蘇聯“委託”旅大的真實寫照。

宋子文與斯大林談判的第二個問題便是中國長春鐵路的管理權和經營權的問題。斯大林說要經營先共有，蘇聯應先成為所有者。中國對該鐵路投資極其微小，並已得到償還。宋子文反駁說：“蘇聯早已把中東路廉價賣給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貶低中國修築中東路所付出的財力和人力。中東路經過中國，中國以築路租讓地的方式向華俄道勝銀行投資，租讓地總計兩百多萬垧（每垧合15畝），摺合多少盧布說不清，總之不小。築路的勞力主要是中國工人，他們的勞力又摺合一大筆盧布，怎能說“投資極其微小”呢？宋子文說的倒是實情：“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蘇聯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億日元的代價，將中東鐵路轉讓給日偽當局（滿洲國）。”（《風雨浮萍》第253頁）談判的最終結果是，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共有，共同經營，但其經營管理須在蘇聯人任鐵路局長和任監事會監事長的條件下進行。鐵路實際上被蘇聯所控制，蘇方又佔了上風。

談判最關鍵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權的問題。即對雅爾塔條約中的“外蒙古現狀應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認為“保持現狀”即在法律上承認外蒙古實際的國家地位。他說：“外蒙古之現狀，實際上就是獨立外蒙古在1921年業已獨立”希望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