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報，說柏老又要將自己一大批珍貴的資料和文物無償捐贈到中國現代文學館。聞知此訊，大喜過望，由此才有周明渡海，將柏楊先生的捐贈運回之舉。據說這些藏品出島來歸，還引起了海外議論紛紛。由此我想起先生在講史時說過的一段話。先生說，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箇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時，我們固以當一箇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箇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我以為，理解了先生的“立足點”，就理解了先生的中國史觀，也同樣不難理解“醜陋的中國人”裡所呈現的“中國對全世界全人類文明所做的尊嚴貢獻”。那麼，先生作為一箇中國人，把自己畢生心血的結晶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也同樣不難理解了吧。

作為雜文家和史學家的柏楊先生，早已為大陸讀者所熟知。先生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寫雜文，文筆犀利，時有新見，振聾發聵，世人矚目。先生的許多文字都以猛烈抨擊社會痼疾和社會黑暗面為主題，《醜陋的中國人》、《醬缸，千年難醒的噩夢》等代表作，以獨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著一代讀者，也必將成為一代一代中國人傳之久遠的精神財富。先生的歷史學著作如《柏楊版資治通鑑》同樣生氣勃勃，充滿了新知和創見。先生在獄中完成的《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和《中國人史綱》，也是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然而，作為小說家的柏楊，似乎還沒有為大陸廣大讀者所熟悉。

其實，柏楊的小說是不可忽視的。柏楊自道，他的人生是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坐牢，十年曆史。

作為一個作家，哪一個十年可以忽視？

“典藏柏楊”系列中所選的小說，似可說是柏楊小說佳作之集大成者。

我喜歡這些作品，首先因為它好讀。幾個月來，出版社送來的該書校樣伴我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其中不少篇章深深吸引了我，令我難以釋卷。“好讀”，在一段時間裡曾為士林所不齒，甚至還見過一些小說家的宣告，稱詰屈聱牙者方為小說上品。私心每以為惑。不好讀的，還算是“小說”嗎？不好讀，小說家還有飯碗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柏楊先生對自己的小說，也曾有過一個“宣告”，說他力爭頭幾句話（或說頭一句話）說出來，就把讀者抓住。為這“不裝孫子”“不弄玄虛”卻深諳“小說”要義的坦誠，忝為同道的我恨不納頭便拜，引先生為師也。竊以為人文社所選先生諸作，實行了先生的“好讀主義”，相信諸公讀後，應感欣悅。

“好讀”之為某些人所不齒，也確實其源有自。商業化時代，一些小說借“好讀”而媚俗，由此把“好讀”變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詞。於是在某些“純文學”作家眼中，“好讀”便成了浴盆中的嬰兒，和髒水一道被潑將出去。柏楊小說，“好讀”卻不俗，“曲高”而和者眾。因為它們於“好讀”中關注人性的複雜、關注人權的維護、關注心靈的尊嚴與救贖。我以為，關注“人”，恰是文學的最高境界。而柏楊的關注，更以“形而上”為其旨歸，題旨所呈現的哲理化特色成為了柏楊小說的個性風貌。

按照大陸一般評論文字的規矩，往下該說到柏楊小說的藝術特色了。雖是晚輩，對作為小說家的柏楊，自認為心靈是相通的。一本正經地談論先生小說的藝術結構、敘事風格，對於晚生我來說，實在是很彆扭的一件事。對於先生來說呢？也未必不彆扭。因為我想起早在十幾年前，看過先生的《求婚記》，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說，似乎有點“抬槓”性質——“蓋聽說有些不開眼人士，認為柏楊先生其笨如牛，不會寫學院派小說。咦，是何言歟？……我有啥不會的？逼得緊啦，我就生個娃兒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國怪遇記》前言——“夫柏楊先生，生有異稟，少有雄心，氣壯山河，偉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縱英明，十八般文藝，件件精通。不但雜文天下第一，地上無雙；小說也同樣的天下第一，地上無雙。……誰要說我不是曠世奇才，誰可得小心，萬一黑巷子裡有人飛磚，把貴閣下尊頭上打一個大包，可別往我身上賴……”以此等遊戲心態來作小說者，已臻化境。嬉笑怒罵，妙趣天成。我若還人模狗樣地“柏楊小說之結構語言”云云，豈不是在聖人面前賣《百家姓》？

被老爺子“夫妻檔”哄將上來寫什麼“序言”，這已經摺了壽。再班門弄斧一番，但願別遭遇“黑巷子”裡“飛磚”才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