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

我寫過之後，傳給冬輝，冬輝寫後又傳給雪瑩，雪瑩說她早已寫過了，就翻著看別人寫的，她看了一會兒無意識地對蒙說：“你的名字最簡潔，一個字就夠了。”

“嗯，”蒙答道，“有些人偏取四個字，附庸風雅。”

她恁大膽，坐這麼近竟說別人的壞話。雪瑩和蒙都笑了起來，連冬輝聽到也笑了。我想接著說取一個字是半拉姓半拉名，兩頭殘廢，卻沒敢說出來。

每次下課我都有充分的藉口扭著頭和後面的一些人說話，而有時蒙也抬起頭來與雪瑩說話，我們的目光沒有相碰，卻在遠處的一點交匯。

中午放學時胡英在窗外喊我，胡英是我們一個村的，現在在九班。本來這學校還有一個我們村的叫順子，他卻在一年前突然不上了。

胡英來找我，我似乎有預感他要來，又好像不是預感，是冥冥之中覺得這件事好像發生過一遍似的，包括他以下說的話。

“你往家打電話沒有，現在咱莊上有沒有非典？”

“沒有啊，我昨天才打過，現在整個駐市就有幾位，哪能輪到咱那個小村莊。”

村裡只有我家有電話，他掛念家鄉，又說：“你再打個電話，問我家人都好嗎？別讓村子裡人外出。”

我與胡英一塊出了學校門，來到一個電話亭旁，真的，這件事好像發生過了。

我將要取電話，我知道下面他將有個動作，但我想不起來了，他說：“別動，”他從兜裡掏份衛生紙，把電話包好遞給我，“你沒看別人在公共場所都戴口罩嗎？這個電話不知有多少人用過。”

我只覺得非典並沒有想象得那樣可怕，儘管整個小城內此類的宣傳亂飛，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地生活。

我撥號時，胡英再次叮囑：“把嘴離話筒遠點。”

電話響了兩聲，我媽接著了，我問：“媽，俺爸呢？”

媽說：“在村口值班哩。現在全村都有人在把守，不準外人進入，小學已經放假了，外出打工回來的人都被關在小學裡。”

“噢，由於非典，五一不放假，我們這個月可能不能回去了。這是胡英擔心家裡，才讓我打電話的，胡英家和全村都沒事吧？”

“都沒事，不回來就不回來了，免得走動，你們在學校裡好好學習啊。”

“好，好，我掛了。”

“好。”

打過電話後，胡英去伙房吃飯，我則懶得去吃，在操場走了一圈又回到班裡，只有保兒還在位置上坐著，我來到後排說：“你咋還不下去吃飯啊？不餓嗎？”

他正在看《西方近代史》，我又問：“你啥時候買的這書？”

“昨天，”他說，“我現在看歷史書比看文學書有興趣，我準備把所有的歷史書都看一遍。”

“歷史不是用來相信的，而是用來借鑑的，我倒不想去看，連歷史課本我都懶得背。”

“這有道理，不過專門的歷史書還不一樣，跟歷史課本的感覺也不同，不信你看看。”保兒反駁說。

我也沒翻一下，保兒又說：“走，我們到外面吃飯去。”

由於非典，一些飯店都關門了，我們進一家餛飩店，裡面也沒有幾個人，保兒要了兩碗餛飩，我們邊吃餛飩邊談話。

我對保兒說：“你是否有過，突然之間覺得哪件事好像發生過似的，正在經歷時只是一個模糊的印象，過後恍然悟到發生過的，就是說以前已經發生過一遍。”

保兒說：“你認為是因為啥？”

“我想這不是錯覺，但我又不知道是什麼，科幻上說是人的腦電波速度偶然間超過了時間的速度所致的結果。”

“不會的，”保兒笑道，“用恩格斯的解釋說是人的主觀意識的想象，就像你常想象自己擁有一間房子後會怎樣地擺設，由於想得久了，這個形象會在你的大腦中有個大致模式，當某天你到達某間房子時，房間的擺設與你大腦中的模式差不多，你就會有了這種感覺。這樣看來《紅樓夢》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第一次見面可以用唯物主義來解釋。”

他說的有些道理，保兒與我認識幾年了，有些觀點我們極為一致，起初我們剛認識時都極為崇拜周恩來，後來我們又同時發現只有把周恩來拉下神壇後才能正確認識我們的好總理。

就向他再請教一個問題，“我從小身上有一種‘魔’，是我給他起的名字叫魔，由於不經常出現，而且出現時的能力很小，我就從未在乎過，也就過了就忘，只有到下次出現時才想起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