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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蔣介石(2)
第一個大總統
1911年春天,湖南長沙18歲的毛澤東在學校的牆上貼上了他所描繪的未來中國藍圖:孫中山成為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擔任首相,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廣東黃花崗72烈士的犧牲刺激了這個年輕人,他和朋友們用剪掉辮子與上街示威來抗議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無數毛澤東這樣的青年敬仰的孫中山終於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導者。這場革命充滿著戲劇色彩,它由原本效忠於清政府的設在武昌的新軍發起,並推舉了勉強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為領袖,而孫中山此時正遠在美國。儘管各省的獨立行動有力地聲援了湖北的革命,但習慣於王朝更替的中國人並不知曉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義。像魯迅所寫的阿Q一樣,青年以割掉辮子的行動象徵與舊秩序的決裂,但誰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著什麼。張國燾的父母禁止14歲的兒子外出參與革命行動,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辮子,因為“他們一方面覺得大清帝國有點靠不住了”,但同樣有大量的傳聞顯示“孫文不過是一個草藥郎中”,他能夠主宰新中國嗎?
就像列寧透過瑞士的報紙才知道1917年3月俄國的起義,孫中山彼時正在科羅拉多丹佛市繼續為革命做著募捐活動。美國輿論對他持有懷疑,10月10日的《紐約時報》社論稱孫的募捐工作不會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報紙認定:只有袁世凱是惟一能將和平與秩序給予中國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孫中山在趕火車去堪薩斯城前用早餐時,才在一份當地報紙上知道這一事件。在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孫中山意識到新政府的命運很可能由列強決定。他火速趕往華盛頓而非中國,在被當時的國務卿諾克斯回絕私下會見時,他又前往倫敦,但英國外交部只給出了“中立”的訊號,接下來,他在法國總統克里蒙梭那裡也毫無收穫。西方主要國家政府將孫視作“流亡分子”,在他們眼中,“孫大炮”的綽號暗示了他蘊涵的破壞性與不穩定性,而非中國人歡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蘇黎士車站上,列寧的朋友、後來的蘇聯*長Anatoli Lunacharsky記錄下這位流亡領袖所說的話:“終於,終於,我將抵達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為它做準備,我準備整整一個政黨,沒有它,我們的生命將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在結束16年的流亡生涯終於回到上海之時,他所受到的歡迎頗具象徵色彩。當國內一些報紙紛紛揣測他從美英法帶回了軍艦與大批貸款之時,孫卻對記者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著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7天后,孫中山得到了17聯省的支援,儘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個鬆散的革命組織並無軍隊,然而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他比舊朝廷的袁世凱與新革命的領袖黎元洪更值得擔當新政權的大總統,即使它是臨時的。
1912年1月1日場面隆重的就職典禮既是孫中山一生的巔峰時刻,也標誌著轉折的來臨。未來的中外歷史學家無一不承認孫是現代中國之父。儘管孫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種勢力的攻擊所困擾,但他對於未來中國的方向卻保持著一致的清晰——建立現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將國人改造成現代公民的意願,在辛亥革命後他也表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
孫中山與蔣介石(3)
無人能夠預測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時未來中國的局面。那一年蔣介石25歲,在辛亥革命時參與了杭州的起義,併成為臨時組建的滬軍第五團的團長,而他尚未見過國父的模樣;18歲的毛澤東是一名常幫戰友寫信、每月掙7元錢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著,他的政治藍圖至少已實現了1/3(孫成為總統),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當時7歲,他當時的名字是鄧希聖,他的父親希望他背熟“四書五經”,以追隨傳統聖賢。
不斷革命
孫中山的總統任期僅僅持續了兩個多月,他不僅喪失了職位,還必須承認“袁世凱是當今惟一能夠統一中國的人”。接著,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殺,依靠議會制而再造中國的努力失敗。他發動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對抗袁世凱的復辟企圖,在緊接而來的流亡生涯中,他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