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肖特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是這股紀念熱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書店鋪開的上百種有關毛澤東的作品中，它酷似紅寶書的包裝姿態鮮明。它的內容沒有外觀那樣富有個性，但它的長度與易讀性卻比我所讀到的所有關於毛澤東的記載更為有效地展現了他的一生，儘管作者對於這一偉大人物沒有作出足夠的價值判斷。

毛澤東與周恩來（8）

沒有隱而未宣的資料，沒有刺激人心的陰謀論，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這位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ＢＢＣ資深記者在2004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寫道：一個外國人，要完成這樣一本書，面臨的問題比他的中國同行們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這種距離感也使這本書獲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範圍內，用普遍性的意義來衡量毛澤東。

這一點或許是西方描繪毛澤東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卻是中國的傳記作品最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個更廣的毛澤東與中國的研究範圍內，菲利普·肖特的這本超過600頁的著作，絕對沒有史景遷薄薄的小冊子《毛澤東》更為深刻，更缺乏60年代施拉姆這樣的研究者的學院式洞察力，當然他也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將毛過分浪漫化與神秘化的傾向，在西方人寫作的一連串的關於毛澤東的記述中，它相似於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與哈里森·索爾茲伯裡《長征》。他們都是典型的記者化作品，敘述生動、注重個性與歷史畫面的結合，外國人的角度使那些習以為常的材料煥發出生機。當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們寫得都要長。

對於歷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絕非是將一切歷史事件視作想當然的、必然發生的結論，而應採取一種向前看的姿態。設想你處於與歷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臨各種選擇的誘惑，並最終作出帶有偶然性的結論。毛澤東絕非那種天生的偉大領袖，在1911年時，他對於中國充滿不成熟的憧憬，18歲的湖南青年設想的中央政府是孫中山成為總統，康有為是總理，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義者，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領導，來自蘇聯的年輕“海龜派”王明、博古才前途無量。他始終未能贏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傾向於蔣介石。而毛澤東對於美國的感情則在相當大時間內都如此熾熱，20世紀40年代延安的官方報紙對美國*的讚美達到了巔峰，在抗戰勝利後，他與周恩來都如此想去美國會見杜魯門；而在某一段時間內，他如此地討厭教條主義，他厭惡別人將馬列主義變成金科玉律；對於共產黨僅僅透過三年戰爭就戰敗了國民黨，他自己都覺得吃驚，他原以為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的前半生比後半生更容易描述，因為資料更為充分，觀點更為多元，而他的後半生儘管更富戲劇色彩，對此的記載卻不得不千篇一律。與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公眾生活，絕對的權力則使他的任何行動都被放大出來。也因此，人們對於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測，渴望在其中發現更多的歷史課本無法言說的秘密與謀略。在世界性的領袖中，沒有比他的後半生更難把握的題材。由於對普遍性歌功頌德的不信任與遭受的苦難，知識分子在描述毛澤東的後半生時，往往又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對此，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邁斯納曾作出過著名的判斷，即中國的主要工業能力、基礎設施，都是毛時代所建立的，這一切都為*的改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多年以後，人們往往習慣將*視作一場偉大的經濟革命的設計師。這種評價既低估了他，也誤解了中國社會。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只記住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按需分配”，“聯產承包責任制”；“不管白貓黑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富光榮”，卻有意無意中忽略了*在政治與軍隊問題上同樣深遠的影響。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已發生了多麼劇烈的變化。但同時，它還提醒我們，我們仍處於一條自19世紀中葉就開始的崎嶇、漫長的追求現代中國的線索之中，這條線索由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頭腦與最富熱情的心靈組成，他們可能犯下錯誤，但他們的指向卻很少改變。

當一輛白色飾有黃黑兩色綢帶的靈車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醫院開上長安街時，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們至今仍很難描述周恩來的去世所帶來的全國性悲痛，更無法辨別成千上萬擁擠在長安街兩旁、在寒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