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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素質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行政管理者與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實上，他或許是那一代最具現代意識的革命者。當同志們都說，主席“土”，而總理“洋”時，絕不僅意味著他們的穿著與舉止，它同樣暗示著他們的意識。在這種角度上，周恩來或許與孫中山更為匹配。他們都氣質不凡，見多識廣，但他們又未讓自己陷入過多的臆想之中。他們缺乏理論與極致的幻想能力，經驗主義卻使他們更容易實踐他們在西方看到的好東西。

毛澤東與周恩來（4）

身兼總理與外交部長的51歲的周恩來是新中國名義上的執行長，但其作為更像是營運長。一位威嚴的董事長透過一個龐大的董事會，有著絕對權威來做判斷，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權衡與協調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領域，他才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1955年的萬隆會議真正讓周恩來感到了某種他從少年時就追求的尊嚴。在一年前的日內瓦會議上，儘管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稱他是和丘吉爾一樣“偉大的外交家”，但美國代表杜勒斯對他伸出的手的拒絕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這位偉大人物敏感的內心世界，他或許還會想起他在1945年試圖拜會羅斯福的挫折，或許還有中國一直以來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後，斯諾仍說杜勒斯的舉動深深地傷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飛機時主動伸出了手。

而在萬隆會議，每個參與者都感受到主辦者蘇加諾的揚眉吐氣：“這是人類歷史上有色人種的第一次洲際會議。姐妹們，弟兄們！我們的時代多麼激動人心！……各民族、各國從幾個實際的沉睡中醒來了。用戰火燃燒地球的白人舊世界正在垂死掙扎；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這個世界將消滅冷戰，建立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社會……佔據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稱之為國家的道義暴力，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魯是這次會議的主角，這個在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而著稱。在這次會議上，他熱情地向全世界推薦了周恩來，而西方的媒體很容易將這兩位傑出人物作比，他們都是出身貴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國記者創造了“第三世界”這一名詞一樣，周恩來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了20世紀後半葉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詞之一。如《周恩來傳》作者迪克·威爾遜所說“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偉大勝利”，他的非意識形態化的形象贏得了人們的尊重。這次會議準確印證了亨利·基辛格對外交的判斷，“它仍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那些對共產主義政權保持懷疑的人在面對周恩來的個人魅力時，也努力收斂了這種懷疑。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二戰造成了帝國的瓦解，而剛剛獲得了自由的國家們尚未遭遇發展的困難，他們是如此自信，並自然將自己所遭遇的苦難視作正義。正如周恩來在會上的提醒——“亞洲人民不能忘記第一顆原子彈是落在亞洲的土地上”，因為共同的被殖民歷史，他們走在了一起，儘管其後，他們彼此間的矛盾迅速爆發出來。

保守得令人無法接受的英國曆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將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稱作“萬隆時代”，令他這樣的保守派憤怒的是，這些根本無法管理自己的下等人竟然大張旗鼓地鬧獨立。在80年代初出版的《現代》一書中，約翰遜以充滿諧噱的方式模仿了當時的“非殖民化運動”中的領袖人物的語氣：“為什麼不能有一個第三世界，像從帝國的灰燼中誕生的鳳凰涅■一樣，自由、和平、不結盟、勤奮、沒有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罪惡，充滿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利益，明天以身作則拯救全世界？就像19世紀理想主義者把受壓迫的無產階級看作美德的知識庫，把預想的無產階級國家看成理想國度，今天擁有殖民地歷史和非白人的面板便擁有被國際社會尊敬的資格。前殖民地國家本身就是正義的。這些國家聚在一起就成了智慧的議事堂。”　。　想看書來

毛澤東與周恩來（5）

周恩來在1953~1955年將精力集中於外交事物，就像他在1954年9月23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說的：“每個人都能看出，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它成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繁榮幸福的國家。我們和平地工作，我們期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與一個和平的世界，這一根本情況決定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期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