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3年時是億，而1900年時是4億。*與他領導的黨派，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統治超過10億人口的個人與機構，而1984年時全球人口不過48億。

中國社會不僅如此龐大，而且也如此複雜。誰會指望5年的改革會清除掉那些糟糕的舊遺產，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點。治理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你必須學會在幾線同時作戰，既要面對封建社會、半殖民地社會留下的遺產，也要面對一個嶄新的新世界。領導與統治的藝術，在這國家是如此重要。

“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不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現在是開個頭。”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識到在改革程序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產品開始出現了。改革開放最初朝氣蓬勃的社會空氣開始出現變化。一個多年來習慣於公平的社會開始出現明顯的差異化。“十億人民九億商”是1984年的口號，到了1985年，人們越來越感到那些不再進入政治舞臺的高幹子弟們利用“官倒”獲得鉅額利潤，那些掌握第一生產力的知識分子發現，自己的收入還沒有那些小商小販多……與此同時，農村的改革也日趨停止，在1984年達到產量高峰後開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經濟改革，也沒有最初農村改革那樣順利。在企業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沒能像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問題，而且就如日本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所說，1985年的中國根本不存在經濟學家科斯定義的企業，一直到1993年，中國才建立現代公司制。而那些更為活躍的民營經濟，總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幫助。中國也缺乏一個能夠承擔國有企業改革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在眾多的國有企業試圖不再充當工人的終身保姆之時，社會卻不知道如何為那些在工廠中服務多年、習慣於一切都由工廠解決的工人們提供新的機會。而對於金融體系而言，沒有真正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銀行……

當改革的速度開始放慢，改革者們的利益開始出現分化時，各種質疑就必然會出現。在改革的最初，人們為一點點利益而興奮，為一點點自由而倍享*，因為之前的時光過分壓抑。而現在，當人們獲得的越多，他們想要的就越多。當普通公眾為眼前迅速變化的社會風氣而抱怨與不知所措時，知識分子則開始了更為本質的追問。當*在1978年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時，知識分子仍被過去20年的歷史戰戰兢兢；而時間到了1985年時，知識分子已再次成為中國社會一支影響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經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都知道，詩歌、哲學與思想對他們意味著什麼。在那個時代，那些有幸上大學的年輕人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之驕子”，他們熱衷於談論尼采、薩特，就像今天的年輕人談論比爾·蓋茨與默多克，一本尼采的書可以賣到15萬冊，更為晦澀的《存在與虛無》賣到10萬冊……對於西方文學、哲學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飢渴與迷惘，人們渴望透過的新的思想，來重新理解生命、愛情與世界——這個世界長期被禁慾主義與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學所左右。而追問得越多，他們就越發現他們需要對自己的國家與歷史進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經堅固的信念都煙消雲散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鄧小平時代（7）

在1985年，中國最流行的一本書來自於臺灣作家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對於自己身份的質疑，透過這本書達到了頂峰。這本書粗暴與煽情的寫作方式，使大多數讀者相信，中國人懶惰、自私、不講衛生……一直到中國開啟國門前，中國人都相信自己擁有著無比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既來自於傳統的天朝帝國的傳統，也來自於我們新的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但如今，他們發現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卻有著更好的物質條件，更自由的生活。對於中國的質疑，對於外部世界的嚮往，伴隨著改革難度的增加，越發顯著。一位當時的學生俞敏洪說，他甚至希望飛機將他空投到美國，多年之後，這位一直未能如願的學生創辦了新東方學校，成為赴美留學基地。

一些最為基礎的東西是不能動搖的。*在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也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但越來越強的社會情緒出現時，一些調整也顯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來*結束的第十年，對於深入探討毛澤東與文化革命的努力越來越多。而在這一年9月接受美國CBS直率得近乎粗魯的記者邁克·*的採訪時，*說，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但在提到當前中國時，*也相當坦誠地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