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但*顯然相信，外來者無法瞭解這一事件的複雜性。在10月31日會見尼克松時他說：“今天來一個示威，明天來一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精力搞建設。”而在內心深處，西方世界的制裁態度令他聯想起中國與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歷史，在12月1接見日本代表團時，他再次提到了鴉片戰爭：“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多少人的*！巴黎七國首腦會議要制裁中國，這意味著他們自認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對不聽他們話的國家和人民進行制裁。”而中國人民，“永遠永遠也不會接受，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這也是一個備感迷惘的時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質疑也開始產生，變化莫測的國際局勢則更增添了這種迷惘與憂慮。想想看，從陳獨秀起的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就是在俄國革命的鼓舞中成長的，一直到毛澤東徹底掌握領導權之前，蘇維埃經驗都直接影響著中國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後，毛澤東則乾脆直接從蘇聯複製了所有可以複製的模式，在那個半個世界都插上紅旗的年代，人人堅信東風必將壓倒西風。即使赫魯曉夫打破了斯大林神話，中國也只是指責了修正主義錯誤，而非蘇聯模式本身。兩國領土的爭執將原本已受破壞的關係推到了新的低點，蘇聯變成了“擴張成性的帝國”，但從未有人懷疑過列寧仍是中國革命的精神導師之一。但現在，那個一直作為參照系的國家徹底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他們正在考慮是否依舊儲存儲存有列寧遺體的水晶棺。一些年輕與自負的理論家們則開始對於歷史的變遷作出解釋，他們說“歷史已經終結”。

沒人意料到*在1992年的南巡之舉會引發如此革命性變化。他已經88歲，他擁有的惟一社會性職位是中國橋牌協會的名譽主席，是的，他仍擁有無人匹敵的影響力，但他的權威性多少因為1989年的風波有所損害，那些改革中的反對派則重新獲取了話語權。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間，他乘專列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這次後來被廣泛引證與評論的行程，在最初卻被中國的新聞界刻意忽略了。在前後六次講話中，*再次闡述了他的主要主張。他相信衡量國家與制度是否優越的基礎是生產力；他解除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間的界線，他說市場經濟同樣可以為中國所用；他從未放棄對政治路線的強調，他與毛澤東一樣相信*主義是打不倒的，而為了確保這一點，黨組織與國家機構必須有高效、年輕化、廉潔；防止和平演變的最好方式，是比對方做得更好；他也強調了自己的實驗主義哲學：“不冒點風險，辦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　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對於全球局勢，他仍保持樂觀，他相信儘管歷史仍按照*到他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預測進行著，既然資本主義替代封建主義用了幾百年，屢經王朝復辟，那麼社會主義也可能經受暫時的挫折，他說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主要問題，中國反對霸權，並永不稱霸。

鄧小平時代（10）

當然，對於中國與世界而言，在這次南巡中，最令人們激動的是，*不僅肯定了改革開放政策，還提出更大膽的號召。為了表明自己對於略顯停滯的改革步伐的不滿，他甚至用了他在講話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而“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他也顯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經戰爭年代的人才有的氣魄：“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這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但關於他的猜測仍在未來幾年中不斷進行，香港的報紙連篇累牘地試圖從每一個細微的訊號裡尋找到他的健康狀態。在他1992年充滿不尋常的朝氣的講話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高增長期，而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評價似乎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一種新的統計方式表明，中國不但不會走向崩潰，而且正在成為世界最為強大的國家。1992　年11月28日，擁有150年曆史，以理性、冷靜富有洞察力著稱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了關於中國的16頁調查，名為《巨人翻身》。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購買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國的經濟實力，按照這種新模型，*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美國的2/5、日本的2/3，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平均GDP則達到了2　700美元，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