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聲音。這項旨在使美國同樣獲得其他列強的待遇的政策，或許暗含了部分美國理想主義者所說的“使中國獨立”。但此時的中國，已經不可能獨立。在甲午戰爭中輸給日本，使洋務運動破產，而百日維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跡中收場。知識階層吸收外來文明的努力與在民眾中廣受歡迎的義和團運動相比，顯得頗為可笑。

孫逸仙的理想主義與伍德羅·威爾遜頗為相似，他們具有道義上的感召力，卻缺乏具體的操縱能力。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了短暫的袁世凱時期與漫長的軍閥時代。自上而下的變革再次失敗，那些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青年不瞭解中國的傳統與大部分人口的現狀，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民間傳統力量會對劇烈的外來變革進行怎樣殊死的抵抗，或者乾脆視之不存在。對於北京的百姓來說，民國不過是剪掉辮子或是換了皇帝的王朝。美國人Ｎ·佩裡對此評價道：“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孫中山、梁啟超、唐紹儀這一代的確失敗了，但是胡適的一代卻開始成長。這個1910年來到美國並在康奈爾大學英文寫作比賽中獲獎的青年，比同齡的任何中國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魯迅一樣，他拋棄了實用學科，而轉投人文領域。那時的美國，正是進步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強烈的上進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適。他將杜威的實用哲學視作最適合中國的良藥，堅信美國文明即是西方文明與世界文明。胡適與其同代人的強烈親美姿態，暗示著美國對中國的實質影響在20世紀終於開始顯現。這種影響並非輸出政體、軍事制度，而是文化與思想領域的新文明形態。

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確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將“這世界已經改變”的資訊傳達給中國社會。

“中國的文藝復興”，西方學者喜歡評價那場由歸國留學生髮起的文化改造運動。16世紀那場由人文主義者們開創的盛世，當然不僅侷限於藝術領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維模式，一種熱情洋溢的、充滿好奇、尊重個人價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紀的晦暗與壓抑。“中國的文藝復興”則使西方的價值觀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現在中國面前。27歲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成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青年一聞其名就“激動得渾身發抖的人物”，他被籠罩在奇異的美國文明的光環之中，他從提倡白話文、鼓勵新文學到讚賞自由戀愛，幾乎無所不能。胡適與留日歸來的周氏兄弟和更為極端的科學主義崇拜者陳獨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國青年改變了心靈。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生（胡適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

中國與美國：217年的理解（4）

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美國公眾週期性的中國熱，似乎在20世紀上半葉重又回潮。19世紀末的排華情緒消除了，對古老帝國的好奇心被傳教士們與新聞記者的著作再次激發出來。司徒雷登用美國人的錢將燕京大學建立成中國古代園林的形式，甚至連自來水塔都設計成古典模樣，反映了美國受教育階層對於中國文化中細膩而優雅一面的熱愛。而費正清一直記憶著北平的四合院。1919年的巴黎和會，書卷氣十足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甚至提議將青島歸還給中國。這項提議已足夠使美國成為中國人心中的英雄，知識分子領袖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甚至到天安門廣場上喊“威爾遜萬歲”了。

毫無疑問，中國對美國的親近情感在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進入另一個高峰期，這不光因為留美派教授主宰北大、清華等著名大學，中國政界更以美國教育為自豪。在形容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時，上海當地一家報紙以“中美聯姻”的雙關語為標題。而出身哈佛的宋子文，則信誓旦旦地說，他要在中國建立華爾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