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100年裡，中國是否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史景遷：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結構性的變化。中國與歷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來自外國的意識形態將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割斷了。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歷史研究又是如此發達。真正可能的結構性變化是中國人的開放心態，他們準備接受如此之多的外來事物：外來文化、外來制度、實用主義、計算機世界、經濟理論……諸如此類。

更有意思的是觀察在某些領域是否會發生結構性變化，比如家庭關係、尊老的傳統等等。

許知遠：那麼，在權力結構中是否發生了變化呢？

史景遷：對我來說，似乎傳統的價值觀仍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強，不過這仍然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領域。中國的長年*的歷史和龐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須非常小心地解決問題，避免災禍和痛苦。如果家庭組織弱化了，那麼必須有新的組織替代它留下的空白。這些問題不能僅僅由政府來解決，而必須由各類組織參與，共同尋找出路。

許知遠：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與*時代非常不同的語境下進行的？假如*依然在世，您認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變革？

史景遷：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好問題。我認為他大概會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術發展、能源問題等等，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而且他善於把握中國的強國之道和弱點所在。至於他能否就此做什麼，那是很難猜測的。

我被鎖在了自己50年前的價值觀中，*則是一個非常善於與時俱進的人。我無法理解新技術，在中國的小縣城中我看到很多網咖，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太過複雜、難以理解的系統，領導人們也需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

許知遠：今天的中國與7年前*去世之際所面臨的挑戰有何不同嗎？

史景遷：在我看來，人們在討論問題方面更為坦率和開放了，束縛似乎更少了，行動更為自由了。外國人可以跳上飛機就來到中國，但是今天你卻不能這樣到美國去……

許知遠：有人認為*的改革只侷限在經濟領域，您是否同意？

史景遷：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軍事領域。但是我認為，在一個曾經如此中央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經濟改革的內涵是非常複雜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一定會影響家庭、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新一代對世界的態度，這些東西都是會變化的。

重新發現中國（1）

中國是過去數年間全球最重要的情緒。外來者似乎比大多數國人對此更為敏感，它不僅在經濟上保持著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長，它在國際政治舞臺也呈現出新面貌。中國看來正在重複一個個大國曾經走過的道路，她先是獲得了財富，然後尋求她在政治上的權力，最後她可能塑造一種x新的意識形態。這股熱潮能夠持續多久？它表明中國世紀正在到來嗎？

“一塊看得見的新大陸”

創造了福爾摩斯的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在1898年訪問美國時被這個年輕國家爆發出的巨大的生命力所驚呆了。那時候，前往美國旅行是歐洲人的時尚之一，儘管這個國家仍舊顯出暴發戶式的粗俗，但誰能忽略她在物質上已取得的成就呢？僅僅5年前，也就是1893年，這個國家中西部最大的城市芝加哥在5月1日~10月30日間舉辦了第十屆世界博覽會，這一年也正好是哥倫布發現美洲400週年。電氣技術是這屆博覽會上最引入注目的展品，在超過5個月的時間裡，參觀者發現在超過270公頃的展覽會場上，全部照明都是電力所帶來的人工照明。在1889年巴黎世博會上被那條法國開羅街弄得眼花繚亂的遊客發現，芝加哥會場上一條更為複雜與開闊的開羅街令前者黯然失色。那些來自歐洲的遊客們，除去好奇心外，還常常攜帶著一本由一位名叫詹姆斯·F·米爾黑德的英國青年撰寫的《遊覽美國》一書。這本導遊手冊出版於1893年，它的出版商——一家名叫卡爾·貝德克爾的德國出版商，相信伴隨世博會會給美國帶來大批遊客，而他們都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不知道這個國家的面積、歷任總統、旅館的價格、鐵路線的長度，甚至他們是否說英語。

談論美國，這在19世紀末的歐洲，多少是一種時髦。儘管談論者常常對此不甚了了，但誰也不能妨礙人們趕時髦。我們時代最時髦的地方是瑞士的小城達沃斯，這裡除去以滑雪場著稱，自1971年以來，它還成為世界高階別的非官方聚會